这位不苟言笑的领袖身旁还围着一群他部落中的重要长老，他们都是著名的族长，所以穿的都是自己的豪华丝绸或费萨尔赠送的华服，走起路来像妇女般会发出瑟瑟声，但缓步走路的姿势却像公牛。其中第一个是法里斯，像莎士比亚剧《哈姆雷特》一样，不肯原谅谋杀了他父亲索坦的努里。他身材瘦小，蓄着一把低垂的胡子，脸色苍白得很不自然，面对外界的非难仍可面不改色，反唇相讥。他指着我尖声说道：“天呀！他会说我们的阿拉伯话。”特拉德与沙尔坦都在场，睁大双眼，神色肃穆，说话坦率，他们都是受人景仰的大人物，也是杰出的骑兵领袖。另外还有倨傲不恭的米吉汉，费萨尔邀他到场，与他的叔叔握手言和，他叔叔满脸不情愿，勉为其难地与他同聚一堂，米吉汉则忙着挤笑脸。
我在阿拉伯人之间是理想幻灭者、怀疑论者，羡慕他们廉价的信念。未被拆穿的骗局看来如真似幻，使它成为卑鄙骗子的衣服。无知者、肤浅者、受骗者，是我们之中快乐的人，他们借着我们的欺诈而获得荣耀，我们为了他们而付出的代价是我们的自尊，他们则获得对他们的生命最深的体会。我们越谴责与蔑视自己，越能讽刺地以他们——我们的傀儡——为荣。过度信任别人是如此容易，依我们自己无情的事实写下他们的动机是如此不可能。他们是我们的傀儡，全心对抗敌人。他们像粗糠般受我们摆布，在风中飘舞。但他们不是粗糠，而是最勇敢、最单纯、最快活的人。我以为自己是谁呢？受许多人相信的人难道不会成为扭曲的正义？将短视的大众几年来诚心的希望累积在一起，或许会使一个偶像虽然百般不愿仍被冠上神的光环，每当有人默默向他祈祷时便加强了他的神性。
我们终究还是安然降落杰佛，费萨尔与努里平静地与我们会面，不曾提起我的承诺。这个老人竟会乐于加入我们年轻人的行列，令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已经老态龙钟，面色土灰，表情阴沉，只带着一丝苦笑。他粗糙的睫毛下悬垂着松皱的眼睑，头上的阳光照入他眼中，使眼眶像燃着烈焰的窟窿。只有从染过的枯发、脸上枯萎的皮肤以及纵横交错的皱纹，才看得出他已经七十岁了。
我们在游说时不只是激起他们的热情，也希望他们的支持能细水长流，而非感情用事。我们也不要为图口饭吃而效忠的人，坚决拒绝将我们源源不绝的金币送给口是心非的部落。金币只是加以确认，是锦上添花，而不是奠基石。如果靠收买来拉拢人心，我们的运动将沦为因利益而结合，如此一来，我们的伙伴参与的动机将只有人性的弱点。即使是我这个陌生人，这个目中无神的骗子，到别人的国家鼓吹国家主义，对自己装作与他们一样受那理念的束缚，也觉得由憎恨与不断提出自我质疑才能得到解脱，而且憎恶我自己的表现中缺乏本能。
当然这只是想象中的人物，不是血肉之躯，然而也是真有其人，因为他已全心奉献给这个理念，视尘世的财富如敝屣。费萨尔深居帐篷中，担任我们的领袖。事实上，他是国家主义最忠贞的仆人、工具，而不是它的主人。不过，没有人比他更高贵。
我骑着加扎拉这峰祖母级的老骆驼，此时又英姿焕发了。它的小宝宝最近夭折，骑在我身后的阿卜杜拉将那峰小骆驼的皮剥下，并将这干毛皮铺在鞍座后，像是骆驼的臀部。多亏查基沿路的吆喝，我们一开始走得很顺畅，但一小时后，加扎拉将头扬高，毛躁地踱着步，像个舞剑者般将脚抬高。
或者荣誉像西比尔的叶子，失去的越多，剩下的就越弥足珍贵？仅存的部分等同于全部？我的秘而不宣使我不用担负任何责任。卖命地从事体能活动，却永不满足，而无止境的怀疑与质疑令我头昏目眩，无法思考。
此时正是薄暮时分，在前方的西奈沙洲上，夕阳正要西下，万丈霞光此刻映入眼帘，格外刺眼——因为我如今心如槁木死灰，只渴望看到英国阴郁的天空。今天的夕阳极为耀眼夺目，充满野性，夕阳余晖如一阵五彩缤纷的风拂过大漠——日复一日皆如此，但每天看来都像个充满力与热的奇迹——然而我所期盼的却是虚弱、凛冽及灰蒙蒙的雾气，让世界不要这么透明清晰，是非分明。
米吉汉同样是个杰出的领袖，他率领游击队的能力与特拉德难分轩轾，但内心却既脆弱又残酷。他坐在特拉德的弟弟哈立德旁边。哈立德也是个健壮开朗的骑士，面容与特拉德极为酷似，尚未完全长大成人。杜济·伊本·杜格米风也似的进来欢迎我，使我想起他在那布克时见利忘义的贪婪嘴脸。他是个獐头鼠目、长着鹰钩鼻的独眼龙，块头大，满脸凶恶，卑鄙下流，但英勇善战。还有卡法吉，他是努里娇生惯养的孩子，由于父亲的缘故对我相当友善，也不要我对他做任何承诺。他还很年轻，以冒险参战为乐，对他的新武器颇为自豪。
稍后我再度经过伊腾的高耸岩壁，前往阿卡巴，我身旁只有六名沉默、从不发问的护卫同行，他们如影随形地跟着我，在家乡的山川草木间缓缓前行。我忽然萌生一丝乡愁，自己浪迹于阿拉伯人之间，利用他们崇高的理想，使他们对自由的热爱成为协助英国打胜仗的另一个工具，一念及此，更加深我的愁绪。
我们使阿拉伯人翘首期盼能达成我们的目标，因为他们信以为真。这是个危险的国家，此地的人民会将行为当成意愿。我的错误，我盲目的领导（急着想找到使他们投效的捷径），使他们对我们的结局抱有憧憬，而这目标也只有在朝无法获得的想象之光进行永无止境的努力后才会实现，我们的群众在事情中寻求线索，就像可怜的狗在电线杆下闻闻嗅嗅。宣扬这抽象目标的人只有我自己，我的职务使我必须自欺欺人。
反讽的是，我爱目标胜于生命或理念，接二连三地参与战役，使我的行为与思想很不一致。将感觉与行动隔离，对我而言是很艰巨的工作。我一生中一直有个渴望——想以某种富于想象力的形式来包装自我表达的能力——却因太散漫而无法获得这种技巧。最后，却因缘际会地成为一个战士，在阿拉伯起义中占一席之地。对有心人而言，这个运动是现成的主题，有史诗的格局，让我得以借文学这种最没技巧的艺术来发泄，于是我变成只对技巧感到激动。史诗的模式对我和对我这一代人一样不适用。我记忆中没有关于英雄事迹的线索，所以我自己无法像奥达一样感受这种人，他似乎像瓦地伦的山岭一样雄浑壮观，像马洛里一样历史悠久。
此时已是七月底，远征德拉的部队八月底便得上路。这期间必须有人引导巴克斯顿的骆驼部队依计划行事，也必须有人去联络努里·沙兰，还要有人教装甲车部队如何辨识前往阿兹拉克的道路，也得帮飞机找停机坪。忙碌的一个月。努里·沙兰离我们最远，所以优先处理。我们通知他在八月七日到杰佛与费萨尔会面。接下来就是巴克斯顿的部队了，我以密函通知费萨尔他们即将抵达，为了确保没有伤亡，他们攻打慕达瓦拉时必须绝对保密，攻其不备。我要亲自带领他们走最艰险的第一段路程，穿越阿卡巴外围的豪威塔特族地盘，到达瓦地伦。
所以，我动身前往阿卡巴，到当地后巴克斯顿让我向各个连队说明他们的行程，以及前来协助的盟友是如何的没耐心。我恳请他们，如果与那些阿拉伯人发生冲突，就设法装做若无其事。一则是因为他们毕竟比阿拉伯人受过更多教育，应该更宽容；再则也是因为他们人数少，真吵起来还是自己倒霉。经过一番耳提面命后，我们启程上路，骑过闷热的伊腾峡谷，经过内志红色的岩壁下方，再走过伊姆兰像乳房般的山坡，山势逐渐高耸，朝气势雄伟的瓦地伦攀升，直到我们穿越哈扎勒岩壁间的缺口，进入圣殿般的冷冽水泉中。这里的景观开始高耸入云，人类在山脚下渺如微尘。
拉海尔坐在我身旁，穿着孔雀般的鲜艳衣饰，他在众人交谈时逐一向我介绍各个族长的姓名。他们不用打听我是谁，因为我的衣服与长相在沙漠中独树一帜。我是唯一没留胡子的，再加上总是穿着一身雪白丝袍（至少在外表），头上系着麦加制的金黄色与鲜红色头巾，并佩着金质匕首。我借着这身衣饰，再加上费萨尔在公开场合也与我平起平坐，使自己成为醒目的标志。
费萨尔先向鲁瓦拉族谈起国家主义，让他们想起阿拉伯的历史和语言。然后他静默半晌，因为对这些不识字的语言大师而言，语言才是鲜活的，他们要慢慢回味咀嚼，一次不能有太多话混杂在一起。然后我再向他们彰显费萨尔的精神，他们的伙伴及领袖为了争取国家的自由而牺牲奉献。接着又是一阵静默，让他们想象一下，费萨尔在帐篷中焚膏继晷地鼓吹起义、争取盟友。他们意念中浮现这个想象的人物，神圣不可侵犯地坐着，摒绝各种欲念、野心、缺点、错失。如此超凡入圣的人，为了一个抽象意念而鞠躬尽瘁。
费萨尔在这种会议中，经常能顺利让新部落热血沸腾地加入我们的阵营，有时候这项重任会落在我肩上。不过从来不曾像今天一样两人一起上场，站在各自的立场，互相配合无间，一唱一和，使游说工作像儿童在玩游戏。鲁瓦拉族人在我们唱双簧的鼓动下投入行列，我们借着只字片语就打动了他们。他们全神贯注，屏气凝神，细眯的眼中所绽放的信仰之光全投射在我们身上。
我试着催它上路，但阿卜杜拉冲到我身旁，挥舞着他的斗篷，然后跳下鞍座，手中拿着那片小骆驼皮。他跳下来时在加扎拉面前溅起一堆碎石砾，加扎拉静了下来，低声地哀吟着。他将那片骆驼皮铺在它面前，再将它的头按到骆驼皮上，它不再悲泣，以唇在这片干皮上磨蹭了三次。然后它再将头抬起来，轻轻呜咽一声，跨步往前走。同样的状况一日数起，但后来它似乎就忘了。
我忙着整理思绪，费尽心思想理清本能与理性之区隔。本能说“死”，但理性说那只会切断思绪的拴绳，使其自由驰骋。最好是寻求心灵的死亡，让头脑慢慢萎缩，使它不再为这些思绪所困。意外比刻意的错失更卑劣。如果我可以毫不迟疑地冒生命危险，何苦又使生命蒙羞？然而生命与荣誉似乎是不同的范畴，无法互相交易。至于荣誉，我在一年前向阿拉伯人保证英国会遵守诺言时，不就已丧尽荣誉了？
本德尔这个笑口常开的男孩，长年跟着卡法吉玩闹，当着众人的面央求我让他进入我的私人护卫队。他由养兄拉海尔处得知我的护卫队待遇优渥，日子很好过，使他自甘为奴。我婉拒他，但他仍苦苦哀求，所以我只得说，我不是国王，无法豢养沙兰的奴仆。努里朝我阴沉地瞟了一下，以嘉许我的做法。
西登斯驾驶一架飞机在圭威拉等我。努里·沙兰与费萨尔要我立即赶赴杰佛。空气稀薄，气流不稳，我们惊险万分地掠过席塔山头。我坐在机上想着会不会坠机，几乎是希望会。我确信努里会要求我们履行那龌龊的协定，死在空中似乎是种干脆利落的解脱。然而我也不大希望发生空难，不是出于恐惧，因为我已心力交瘁，无心恐惧；也不是出于顾忌，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完全归自己掌握，可自行决定要保留或抛弃；而是出自习惯，因为最近我只在对我们的目标有利时才会冒险。
我在瓦地伦与他们度过第一天，望着这些健康的小伙子，觉得恍若置身梦境。他们穿着衬衫、短裤，看起来像是体格结实的学童，他们无拘无束地在山壁间徜徉；这里曾是我寻幽访胜之地。他们在西奈三年，皮肤已晒成黝黑色，但蓝眸与贝都因人坚定的黑色眼珠相较，显得较为柔和。在几个世纪来受光辉文明洗礼的精明的阿拉伯人身旁，这群脸庞宽大、眉毛低垂、朴素老实的英国大兵，看起来相当迟钝。欧陆来的士兵与我们这些清瘦的士兵相较显得很笨重，不过英国大兵与我那些瘦骨嶙峋的内志手下相较，看起来又显得笨重了。
我们的一唱一和，就是想激起他们尘封的思绪，让他们亢昂奋起，自动自发地起义，而不是由我们加诸于他们身上。不久我们看出他们已心动了，于是不再开口，望着他们互相交换意见，共同感染那股热血沸腾的气氛，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主动要求加入，当然最后努里简洁的一句“好”，比所有人所说的总和更具有一言九鼎的分量。
这支部队在瓦地伦首度体验与阿拉伯人平起平坐地喝水，觉得很麻烦。不过他们都很温和。巴克斯顿曾在苏丹担任官职，会说阿拉伯语，对游牧民族的习性相当熟稔。他很有耐心，脾气很好，善解人意。哈查亚设法规诫阿拉伯人，出力不少，随行的斯特林与马歇尔则是班尼阿提耶族已熟识的老面孔了。多亏他们居间折中斡旋，英军也极有分寸，所以双方相安无事。
我们这些长年旅居国外的英国人，总是以记忆中的祖国为荣——这个与住在其间的居民毫无关系的怪异祖国——因为最爱英国的人，通常最不喜欢英国人。我置身于阿拉伯半岛，迫于战争的需要，除了出卖自己的诚信来换取祖国的生存，别无选择。
我当然无法长时间欺骗自己，不过由于能说善道，除了乔伊斯、奈西布、穆罕默德·戴兰之外，似乎没有人确切知道我言不符实。对依赖本能的人而言，任何有两三人相信的事，都有其不可思议的约束力，个人的轻松自在与生命，或许都会因此而牺牲。对理性的人而言，国家主义的战争与宗教战争一样是个骗局，没有什么是值得奋战争取的，奋斗、战争也无法维护与生俱来的美德。生命是那么私人的东西，没有任何情况可允许一个人对别人施暴，虽然一个人的死是他最后的自由意志，免于遭受无法承受的痛苦之手段。
我在阿卡巴将其余的护卫队员全部召集，准备迎接胜利，因为我已答应那些豪兰籍的手下，他们可以在获得自由的村中欢宴庆贺：这个日子已为时不远了。所以我们最后一次提起精神，沿着海岸线走过多风的海滩，阳光耀眼的热浪与我手下华丽的衣饰争辉。他们共有六十名。查基很少一次将这么多人全部聚齐，我们骑入通往圭威拉的褐色山岭时，他忙着依亚格利人的模式将他们编队，有中央伍、左右翼，两边则分列诗人和歌手，所以我们沿途乐声缭绕。我不肯像个王子般竖起一面旗帜，这令他颇为闷闷不乐。
费萨尔继续呼吁他们揭竿起义，反抗已穷途末路、无计可施的敌人。我们在沙漠中悠哉地以逸待劳，待时机成熟便可将他们一举歼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