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将到达拜尔之后所驮的粮草去除，那是最累赘的一项。休伯特·扬开始冷嘲热讽，认为骆驼将会饥饿难熬，但今天德拉地区的牧草肥美。我也去除了人员在第二波进攻及回程的口粮。休伯特·扬大声讥讽道，或许人越饿打起仗越有精神。我向他解释，我们将靠当地的物产过活。休伯特·扬认为当地贫瘠，物产匮乏，我则说物产丰隆。
正在研拟这些计划时，阿卡巴方面又传来另一个方案，是休伯特·扬以我们在六月间由豪兰的阿拉伯人独立作战这想法为基础，替乔伊斯拟出来的。他们将两千人马所需的食物、弹药、粮草，以及由阿巴里森到德拉间的运输，巨细靡遗地罗列出来。他们将我们所有的资源皆列入考量，研拟出一套行程，打算在十一月将所有物资辎重集结完毕，展开攻势。
所以，我们毫不犹豫地将休伯特·扬的计划束之高阁，转而自行研拟计划。由阿巴里森到德拉需两星期，截断三条铁路再撤回沙漠重整兵马，也需一星期。我们的突击队必须携带可维持三星期的口粮。这一幕已浮现在我脑海——我们两年来一直在过这种生活——所以我立刻向道内提出我的构想，认为我们的两千峰骆驼可一路无需补给，自给自足，只要配备五百名会骑骆驼的正规军步兵、法国制点六五连发炮、相当数量的机枪、两部装甲车、爆破兵、骆驼侦察兵、两部飞机，直到我们任务完成。这似乎是将艾伦比所谓的“三个男人一个小孩”作较为广义的解读。我们将此计告诉巴克斯顿，也获得总部的祝福。
艾伦比信心十足，他在攻击前去检阅已秘密集结静待命令的部队，告诉他们，他相信在他们的协助之下，可以掳获三万名战俘。在战况仍胶着不明时有如许自信！巴塞洛缪则忧心忡忡，他说要在九月前将整个部队脱胎换骨，实在强人所难，即使勉为其难地让他们有应战能力（事实上有几个旅在首次出征时便已令人刮目相看），也万万不可一厢情愿地认定一切能如计划进行。这计划只能在沿岸地区与火车总站拉姆拉遥遥相对之处执行，只有此地能囤积所需的补给品。这一点显而易见，虽然土耳其人目前不予理会，但他不相信他们会一直视若无睹。
七月十一日，道内与我再度与艾伦比及巴塞洛缪会商，承蒙他们大人大量与推心置腹，我们得以见识到一个将军的思维模式。这是一种体验：非常专业，令人安心，对我这个在自己不按牌理出牌的游击战中也勉强算是个将军的人而言弥足珍贵。他们在研拟这些计划时，博尔斯正好在休假，华尔特·坎贝尔爵士也不在场。巴塞洛缪与副官埃文斯决定不再墨守成规，将运输队伍重新编制，使他们更有弹性，得以持续乘胜追击。
我们颁发若干英军的勋章给几位阿拉伯军官，以表彰他们在马安之役的英勇表现。艾伦比的这些勋章激励了阿拉伯正规军的士气。努里·赛义德自告奋勇要率领德拉之役，他胆识过人，德高望重，临危不乱，确实是理想的将才。他从正规军中精挑细选出四百名最优秀的人手。
在迈纳茨哈根奏捷后，原本被一般的将军视为雕虫小技的骗敌战，已成为艾伦比的主要战略。于是巴塞洛缪必须将埃及的所有报废帐篷搭起（在杰里科附近）；也要将兽医院与患病牲口移往当地；只要找得到地方，就扎起假营地，在其中安排假马和假部队；要炸毁更多桥梁；要将所有掳获的大炮集中对准当地敌军；并在适当日子让非战斗队伍沿那些尘垢满布的道路推进，让敌军认为我们即将发动最后的攻击。同时皇家空军则将最新型的战机倾巢而出，到该地上空盘旋。我们的空中优势将使敌军在那期间无法做空中勘察。
眼见前途光明灿烂，道内与我赶回开罗，紧锣密鼓地展开筹划工作。这时阿卡巴有消息传来，使如何据守高原以抗拒土耳其又成为问题。土耳其不久前已将纳西尔逐出赫萨，这时正打算在八月底进军阿巴里森，而我们进军德拉的计划也挑在这个时刻发动。除非我们能将土耳其牵制住两星期，否则原来的计划都将泡汤。必须另谋良策才行。
努里·沙兰会与我们同行，可能的话也会带着鲁瓦拉族，还有瑟狄叶族、塞拉因族，还有塔拉勒·哈雷齐姆所率领的“低洼地区”的豪兰农民。休伯特·扬认为这太冒险了。乔伊斯看我们争得面红耳赤，自己悠哉地作壁上观，也颇想一试，但怀疑我的企图心不够。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两人都会全力以赴，因为此计早已定案。道内也出力不少，他帮我们从总部调借来一位经验丰富、老练机灵的参谋官斯特林。斯特林爱马成痴，这使他与费萨尔及那些族长志同道合，轻易打成一片。
由印度与美索不达米亚调来的新兵经过艾伦比的集训后，迅速进入状态，效果远胜预期，让他得以研拟秋季攻击的计划。双方势均力敌，意指若要获胜，他必须误导土耳其人，让他们以为他们的危险在约旦之外。
乔伊斯认为我犯了大错。他认为让外国人参与这种劫掠，会让阿拉伯人觉得颜面无光，让他们一个月后就此离去，情况会更糟。休伯特·扬以一句顽固而强悍的“不可能”否决了我的构想。他认为骆驼部队会占用驮行李的骆驼，那原本是要用来突袭德拉的，我贪心地想脚踏两条船，最后会两头落空。我据理力争，也因而与他们吵得面红耳赤。
在这危急存亡之秋，道内灵机一动，想到帝国骆驼部队硕果仅存的一个营。或许总部愿意将这支部队借调给我们，借以使土耳其错估情势。我们打电话给巴塞洛缪，他了解我们的意图，也立即汇报给在亚历山勒塔的博尔斯和艾伦比。在几番电报往返后，我们终于如愿以偿。巴克斯顿上校与手下三百人员借调给我们一个月，有两个附带条件：第一，我们必须立刻提出作战计划；第二，他们不得有任何伤亡。巴塞洛缪觉得有必要为既堂皇又温馨的第二个条件向我们致歉，因为他觉得这条件太缺乏军人气概了！
天气与兵力之优劣或许见仁见智，但艾伦比已打定主意要在九月十九日发动攻势，也要我们在两至四天前先展开行动。依照他的说法，只要有“三个男人与一个小孩，带着手枪”在九月十六日出现在德拉前方，便可以算是完成任务。这将比在这日子之前或之后一星期率千军万马去攻城还有效。事实上，他根本不在乎我们的战力，也不将我们列入他的战术考量之内。对他而言，我们的作用只是心理层面，让敌方将领将注意力集中在约旦战线。我站在英国的立场，对他的看法敬表同意；但我站在阿拉伯的立场，却觉得扰乱敌心与冲锋陷阵同样重要，一个是为了替盟友争取胜利，另一个则是为了建立阿拉伯人的自尊。若无法亲自打胜仗，终究是种缺憾。
第九十八至一〇六章
我们可以借着沉寂六个星期，装作不堪一击，引诱土耳其部队攻击，以助艾伦比一臂之力。
我先驳斥乔伊斯关于帝国骆驼部队的观点。我说他们会挑一天早晨到达阿卡巴——不会引起任何阿拉伯人的注意——然后同样匆匆地消失踪影，前往瓦地伦。他们将由慕达瓦拉前往基西尔桥，一路行经的都是黄沙大漠，阿拉伯正规军不会与他们打照面，阿拉伯村落也不会有他们的消息。这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行军将使敌方的情报单位认定，原本已经裁撤的骆驼部队如今正在费萨尔的前线。费萨尔获得如此庞大的增援，必会使土耳其大为担心铁路的安危，巴克斯顿在基西尔露面，会使他们认为是初步的侦察行动，也必将引得谣言纷起，认为我们打算进军安曼。乔伊斯被我说得哑口无言，随后也转为支持我的构想。
艾伦比的计划是，在九月十九日前将步兵与骑兵集结在拉姆拉下方的柑橘园与橄榄园，同时要在约旦山谷展开大规模骗敌战，诱导土耳其将大批兵力往该地集结。索尔特两度遭袭，已使土耳其格外留意约旦以外的地区，当地若有风吹草动，无论是英国或阿拉伯的突袭，都会引来土耳其的严加戒备，可见他们有多戒慎恐惧。在沿岸地区，也就是真正的危险地带，敌军反倒只有寥以充数的守军。要成功，关键就在于让敌人继续受此致命的误导。
我们以另一套计划取代，派遣一支一千人的骆驼部队到阿兹拉克，在九月十三日前集结完毕。我们要在十六日包围德拉，截断当地的铁路，两天后再往东折返汉志铁路，静待艾伦比发动攻势。为防万一，我们可在德鲁兹山脉购买大麦，并储放在阿兹拉克。
对休伯特·扬所提运输上的困难，我丝毫不为所动。他刚到此地，却铁口直断地说我的问题无解。其实我早就经历过这种旅程，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因此我知道那根本称不上是难题。我们让他自行处理骆驼部队的负重与行程问题，因为那是他这个正规军人的专业。他虽然什么都不愿承诺（只说不可能做到），但事实证明我们确实做到了，而且提前两三天完成。突袭德拉是另一个议题，我就这计划的特性与装备逐一与他争论。
我们自家人的内讧仍暗潮汹涌，但那也是在所难免。阿拉伯事务如今已越来越棘手，非我们这小单位所能掌控。不过接下来这一仗也可能是最后一搏，我们只要相忍为国，或许可望毕全功于一役。问题只在于我们之间的意气之争，多亏乔伊斯宽宏大量，大公无私，不管我如何专横跋扈，我们总算能舍弃私怨，保持足够的团队精神，不致分崩离析。我也有足够的自信，若有必要，可一肩扛起所有重任。他们总认为我说这种话时太自命不凡，但我的信心并不在于能将一件事做得尽善尽美，而在于出状况时设法补救，不是任其自生自灭。
道内与我坐下来研究地图，敲定让巴克斯顿由苏伊士前往阿卡巴，再经由瓦地伦夜袭慕达瓦拉，之后再取道拜尔摧毁安曼附近的桥梁与隧道，随后于八月三十日折返巴勒斯坦。他们的攻势应当可让我们高枕无忧一个月，我们的两千峰骆驼也可借此时机学习改吃牧草，以及驮载巴克斯顿的部队需要的粮秣。
法国的指挥官皮萨尼也来头不小，他曾得过军功十字勋章，并积极地想争取优异服役勋章，所以亲自携带四尊施奈德牌大炮上阵，那些大炮是布雷蒙离职后，库斯送给我们的。他也和休伯特·扬争得面红耳赤，想争取半数骆驼供他载运弹药、骡子饲料、他的人员，还有他的私人厨房。整个营地内热闹非凡，情绪亢奋，大家忙进忙出，前程似锦。
即使艾伦比的兵力尚未部署，此计亦注定要失败。这套计划需依赖阿拉伯正规军支援阿巴里森，但侯赛因国王已拒绝此议。此外，十一月已濒临冬季，豪兰地区的道路泥泞难行。
休伯特·扬说攻击后的十天回程将要饿肚子，但我不打算回阿卡巴。他问那我到底是打算打胜仗还是打败仗。我指出，每个人都骑着一峰骆驼，若每天宰杀六峰骆驼，我们便无挨饿之虞。然而这仍无法使他心服。我进一步删减他的汽油、机动车辆、弹药，务求刚好够用，绝无呆料。他拿出正规军那一套来驳斥我，于是我老调重弹，告诉他我们得以打败土耳其就是靠着不按牌理出牌，休伯特·扬的计划之所以窒碍难行，就是因为太精确了。
巴塞洛缪希望我们由安曼全力支援。然而他还是一再叮嘱，即使计划周详，成功仍是未定之天，因为土耳其只要将沿岸地区的防线后撤七八英里，便可以安全无虞，我们则必须重新集结兵力。如此一来英军将有如搁浅的鱼，在岸上束手无策，所有的重炮、军需补给、营地，全在摆错的位置，而且往后也没有橄榄树园可以供我们藏身了。所以，他虽然也信誓旦旦地说英军必会全力以赴，但仍不忘再三叮嘱我们，千万不要让阿拉伯部队集结在无法撤离的据点。
这种尔虞我诈的骗敌策略需要精确地拿捏时机，因为土耳其倘若太早由巴勒斯坦撤军，或太早朝约旦外的阿拉伯人攻击，将会破坏双方势均力敌的局面。我们向艾伦比借调若干帝国骆驼部队，扭转了原本危机四伏的劣势。朝德拉进军的计划正在紧锣密鼓的制定中，唯一的阻挠来自侯赛因国王很不识时务的因妒生恨。
我回到营地告诉休伯特·扬及乔伊斯，知道他们精心策划出来的计划被弃而不用，他们颇感不悦。我没说穿他们的计划虎头蛇尾以及时效太迟，我将改弦易辙的原因归诸于艾伦比的兵力已恢复。我的新构想是在往后一个半月间，环环相扣地展开复杂的奇袭行动，由英国的骆驼部队“劫掠”德拉的土耳其部队。
然后，阿拉伯人要在关键时刻截断巴勒斯坦的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