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书以隶书为主，但也有篆、真、行、草等体，其风格也丰富多彩，或严谨，或恣肆，或朴拙，或草率，一经发现，就引起书法爱好者的极大兴趣，对近代书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汉）佚名《居延汉简》汉简书法有些比较规整，但绝没有汉碑那样的一笔不苟；有些比较随意，但又不像章草那样简省笔画。它仍然是隶书的笔法，但是却或粗或细、或正或欹、随心所欲、变化多端，但是，这看似不经意的行笔，许多都极为精审。它的结体也自由了，但每一组汉简，字体结构又是高度统一的。它不再受大小一致的方格的限制，大小错落，左右穿插，尤其是时时出现的一些长长的笔画，增加了作品的节奏感。有人说它像《史晨》，有人说它像《乙瑛》，有人说它像《张迁》，都对，又都不对。在它们那里，你可以找到汉碑中那些规矩技法，你也会发现许多汉碑中所没有的美。
在蔡伦发明造纸之前，文字是书写在竹简、木简或绢帛之上的。书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的，统称为“简书”。按照王国维的说法，竹木简书大约“至南北朝之终而始全废矣”。竹木简书一直到清中叶极少发现，但近百年来却大量出土，自战国至西晋，有数万简之多。发现的地点包括新疆、甘肃、内蒙、河南、山东、湖南、湖北、江苏、江西等省，著名的有《流沙坠简》《汉晋西陲木简》《武威汉简》《居延汉简》《睡虎地秦墓竹简》等。这些简书因为是用笔直接在竹、木简上书写，写的人又多是无名写手，所以非常随意，和隶书碑刻上的文字大不相同，有许多很夸张的笔法和结构，有一种天真随意的趣味。
1927年中国学者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我国西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地考古。1930年，瑞典人贝格曼在甘肃北部的额济纳河流域之古“居延”地区（现属于内蒙古西部阿拉善左旗地区）发掘汉简一万余枚，称为“居延汉简”。敦煌和居延汉简、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和故宫明清档案，被誉为20世纪考古学上的“四大发现”。1972年，又对居延地区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获简牍三万余枚，称“居延新简”。这些汉简不仅对研究汉代历史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而且也是书法珍品。
在欣赏秦统一文字的小篆和汉碑所书写的隶书的时候，我们在为它们的艺术美震撼的同时，也会有一点点的失落，那就是甲骨文和部分金文中那种自由挥洒，大小错落的生动活泼的气息没有了，而变成一种略带贵族化的整饬。但是，当看到“居延汉简”（包括其他地区出土的秦、汉简牍）时，你会有一种突然放松下来的感觉。原来汉代的人平常抄写公文，甚至著书立说，是这样写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