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大一点，我便深深地为安娜·卡列妮娜的死亡境界所吸引了。那样一种黑沉沉的、绝望的死，似乎扑灭了一切想象。然而并不是这样，我之所以愿意让自己停留在那个境界里，一轮又一轮地体验，扮演，不是因为黑暗，而是因为光。那种迷人的、能穿透五脏的光。一口气读完死亡的描述之后，又翻到前面去读她的日常生活，读她同儿子那令人心碎的会面，读她同情人的初次邂逅……在阅读之际，光芒始终照射着大脑里幽暗的深处，调动起体内的能量，使我能运用自身的经验重新构思美的世界。
我最早崇拜的人物是刘胡兰。我从课堂上知道她是一个小姑娘，但居然不怕死，一身铮铮铁骨。我反复地设身处地——如果是我的话，当脖子放在铡刀下面时，我会怎样呢？想了又想，还是觉得自己肯定做不到像她那么勇敢。那可是实实在在的脑袋落地啊！虽然我扪心自问，深感自己做不到让自己的肉体虚无化，但那种崇高的意境令我久久地沉醉。我爱这种敢于牺牲自己的人，不论是刘胡兰，还是《红岩》里面的江姐。我感到在英雄的末日境界里，有一束光芒在照耀。
文学的创造过程就是一场趋光运动，我不过是延续了幼儿时期的本能。也就是说，趋光，是人类的本性，人对于理想的追求是最符合人的本性的。自私自利与自我牺牲这个人性矛盾的两面，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对峙下去，只因为人懂得从镜像中认识自己。
对于光的感觉和向往，似乎是从我很小的时候（大约3岁）就开始了。谁说幼儿只是自私的呢？一切都是很难界定的，所谓天性，难道不是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光感吗？和煦的阳光照在窗外的杨树叶子上，幼小灵魂与肉身的分野在悄悄地进行。我幸运地在一个充满镜像的世界里成长起来，我周围有那么多的镜子在暗示引导着我，所以辨认就自然而然地开始了。整个的过程就如一场趋光的运动。现在回忆起来，儿童时代竟有过那么多的美丽的瞬间！从幼儿时期对家人的依恋，到文革少年时期产生出保护父亲的豪气，这段过程里镜子的作用是关键的。我的父亲是一名真正的孤胆英雄，我做不到像父亲那样，但我将他传给我的内在气质转化成了搞文学的天赋。我通过文学创作的演习，一次次重现了父辈追求过的永恒之光。
说不清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获得那种清晰强烈的光感的。
再后来，很久很久之后，吸引着我的便是艺术家的死亡境界了。我终于明白了，我不是世俗中的英雄，我非常害怕肉体上的伤害。如果有那种事发生，我说不定会是一个懦夫。但我又太爱人的牺牲的姿态，太爱那种境界里的永恒之光，似乎我活着的宗旨就在那里头。那么，能够实现我的这种爱的，只能是模拟那种境界的实验了。这种实验可以令奇迹出现，而在奇迹中，灵光照亮幽暗的心田。
残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