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到家了，外婆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便嚎啕大哭起来。哭过之后也并没有什么办法，就不了了之了。幸亏后来也没再排路队了。而我也不那么精明，一直没搞清欺负我的到底是哪几个人，大概因为知道没人会替我报仇。
“气得全身发抖”是我在真正遭到侮辱时的生理反应。不论我的理智在后来漫长的年头里是如何样发展，也不论我的自制力有多么惊人，这个生理反应始终如旧。由此又想到我三岁时发生的一件事。那时比我大三岁的姐姐被邻家大男孩欺负了，好像是打了她。我听了这个消息也是气得要命，牢牢记在心里。终于有一天，那调皮的男孩来我家附近玩游戏了，我一看见他就发抖了。我慢慢挨近他，趁他弯下腰去躲藏时，猛地往他背上打了两拳，发疯一样地跑回家。奇怪的是那男孩根本就没来追我。而我，回到家后那个激动啊，那个心跳啊，那个害怕啊。后来当然平安无事。现在回想起来就清楚了：一个三岁的小女孩，打在一个大男孩背上的两拳算什么呢？也许他根本就没有觉察到，当时他在玩“躲摸子”的游戏呢。可是我当时的预谋，我的紧张，我鼓起勇气时的那种感觉，以及报复的实施，一直到了今天仍然历历在目。我估计当时整个过程也就不到五分钟，那五分钟也许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吧，我的感觉有一个小时以上。
1985年，儿子上小学了，学校离家不远。但是我还是不太放心，因为他才6岁，长得也矮小。11点多钟我就去接他。刚走出家门便看见儿子狂奔而来，大书包在屁股上“啪嗒啪嗒”的。他跑得满脸通红，头上冒汗。一问呢，原来是被同学追打，是那些同学“欺生”。我舒出一口气，分明看见历史又在重演。不过那一次，我并不那么愤怒，我知道这种经历对于儿子将来的成长是很宝贵的，我也没有天天去接他，或报告老师。
我刚刚上一年级的那几天，老师叫我们排路队回家。我记得我们这一队大约有六七个同学，我们都是住在山坡上的，但我以前并不认识他们。那是冷天，我戴着毛线帽，我们走在山间小路上。我像往常一样默默地走路，因为同他们不熟，我不好意思说话。忽然有个男同学嘲笑起我来，我不记得是什么方面的话题了，反正大家都开始来笑我，扯我的衣服。我是很倔强的，于是回嘴。这一下他们更起劲了。儿童如果没有教养的话，一旦受到鼓动就会兽性大发。当时有五六个人围上来打我，将我的毛线帽上的毛球都扯掉了，布书包也被他们扔到地上踩了几脚。我一走他们又围上来追着我打。后来他们到家了才散去。我的家最远，一路上我都在哭，不是因为被打痛了，而是因为屈辱和愤怒，我气得全身发抖。
愤怒是一种直觉，它既可以催生艺术，也能毁掉一个人，就看这个人的理性是如何发展的，看他有没有反省的能力。一般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直觉是受到坚决排斥的。一个中国人，如果能在始终保持自己的这种直觉的同时，不断提高理性方面的修养，如果他又长期受到压抑（保持直觉就必然要受到压抑），那他的潜意识的储藏一定是非常丰富的。然而，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是怎样做的呢？他们要么“看破红尘”，变得油头滑脑，早就不再愤怒；要么极为善于将自己的情绪平息，变成整天练“气功”的植物人；要么就由于得不到发泄而真的变成了精神病人。大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真正的艺术家如此之少，就算出了几个也难以坚持到底的原因吧。没有西方思想的底蕴，大部分作家后期的写作都变成了玩弄技巧，玩弄文化，不再有真实的冲动。因为要在这方水土上生活得好，人就得学会化解内心的矛盾，学会向植物化方面发展。
残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