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
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连房子也不让住了，被他们赶来赶去的，从杂屋赶到厨房，又赶到放清扫工具的楼梯间。但我在那些日子里一点都不沮丧消沉，我心中牢记着父亲的话：我们是正义的，现在是坏人当权的时期。他还说他可能看不到了，但我一定看得到世道改变的那一天。我记得住在楼梯间的时候，我还跑到山上采了好大一把野花放进瓶子里养着，我将长年见不到阳光的房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床单也洗得干干净净。我整天挂念着父亲，担心那些人伤害他。同时我又坚信我们会有翻身的一天。现在看起来那种信念当然是极为幼稚的，可那却是形成我的个性的重要因素。也许是由于本身的生命力所致吧，“信”和“入世”成了我的两个基本点，一直到今天仍然没变。
鉴于我的小说都是那种描写人的纯精神的超脱之作，表面看同世俗根本挂不上号，很多读者便认为我是那种内向乖张，整天坐在家中很少参与外界争端的、对社会生活态度冷漠的人。抱着这种看法的读者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还是中国传统式的。可以说，从事艺术活动的人，都是由于对于世俗社会生活有极大的兴趣，割舍不了尘缘，才去从事艺术创造的。
那一年好像是1967年吧，父母为了翻案（父亲说，明知翻不了也要翻一下），也为了将当年镇压他们的那个领导的丑事揭出来，就加入了本市的一个造反组织。我和哥哥姐姐天天在家帮他们抄大字报。这种事我特别兴奋，有种扬眉吐气的味道。每天我都要上街去看那些大字报，看哪派占上风，哪派又闹出了什么事。吃过晚饭我也不去玩了，就到街上去看那些宣传车用高音喇叭吵架。有时两部车对骂，有时竟有五六部车吵成一堆。我夹在人群中伸着脖子听，我并不仅仅是看热闹，我希望造反派赢。哪一晚造反派吵赢了，将保皇派的车逼走了，我就特别高兴。在我的观念里，保皇派就是那些当官的，造反派则是我们家这样的穷人，现在穷人团结起来要翻身了。
哥哥他们也组织了造反派，整天上街刷大字报，他们是下乡回城的知青。那段时间是我的最激动人心的时期，家里一下子这么多人了，都回来了，住都住不下，只好住到厨房里。我们家像个联络处，一看到哥哥的朋友们来了我就高兴地上街买菜招待他们（当然只买得起蔬菜和豆腐）。啊，造反是多么好的、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啊，人就是争的一口气嘛！我注意到我们那一帮小孩里头很少有像我这样搞得清那些派系，又如此地投入的。我虽然没有资格参加到运动里面去，但我的心思整天都在那上头。可是好景不长，风向很快就变了，哥哥们东躲西藏，逃避追捕，父母则被押回各自的单位，关进了牛棚。
我的创作需要关起门来将自己囚禁，但我丝毫没有因为囚禁就减弱了对外界的兴趣。我每时每刻都在参与，都在暗暗地为某些事激动，远远地超过了一般的人。现在，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的参与是间接的了。虽然通过创作，我的精神已够强大，可以做到在任何事上都不为外界所左右，但外界的变化对于我来说仍然是很大的刺激。我的做法不是中国式的“看淡”，也不是超然，而是将自己锻炼得更加强大，“坚如磐石”，再来以我的特殊方式（西化的方式）同所谓的外界计较，在计较的过程中将我的原则贯彻到底。我同父亲的追求在形式上很相似，但在实质上完全不同。在他那个火热的年代里，热血青年极少有机会能够坐下来深思。他们用一生的心血追求了外在的东西，并不属于他们自身的东西，实际上也是为我们这辈人垫了底，使得我们有可能用相同的模式，来进行一种完全异质的追求。比较一下，两种追求在纯度上是完全相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