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
游完街就要他收拾东西去“牛棚”里住。“牛棚”在学生宿舍，是长长的走廊尽头的几间寝室。家属可以一星期探望一次。到了探监的那一天，很多人都挤在铁门外面。从铁门到父亲他们那里似乎有一百多米远，所有的家属都不准进去，要轮流隔着这一百多米喊自己亲人的名字，让他出来会见。这些打手想出了这个好主意，正翘着二郎腿在那里看我们受辱，自得其乐呢。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腼腆的女孩子，平时我和生人讲一句话都是一脸通红，可这时，我不知哪来的勇气，用很嘹亮的声音叫出父亲的大名——邓钧洪！因为我知道他耳朵不那么灵，反应也迟钝，不高声叫喊他就听不见。不知是心有灵犀还是怎么回事，我叫了第一声父亲立刻就出来了，背有点驼，步子匆匆的，头上戴着那顶旧呢帽。我交给他换洗衣服，还有一包刚买的零食。他说，别的犯人都要每天出操，跑步，他呢，因为有医生证明就免了，可以站在场外活动活动。说到这里，他因为自己受到优待而笑起来。那一刻，我的心里真是无比的舒畅！是的，蔑视！我俩都蔑视这几个可怜的打手。
风声越来越紧了，到处都在抓人。父亲知道自己迟早要被抓走，也没地方可躲，就整天在家看书。我从周围的紧张氛围里也预测到这件事了，虽然小小的心里还抱着侥幸的念头。不久邻家姐姐的父亲就被抓回监狱去了，他本来就是劳改政治犯。他从家里跑出去，躺在后院的树丛里，那些人当然更不会饶过他，说不定打了他一顿。似乎每个单位都要将自己单位的牛鬼蛇神抓起来，拷打，然后关起来。我每天惴惴地观察父亲，但看不出什么异样。他照旧每天看报、看书，做他该做的事。
既然被抓到了学校，就不会让他回我们那个家了。母亲不放心，让我住在父亲的单身宿舍里。过了几天，就勒令父亲去游街。高音喇叭里头报了他的名字：“大右派邓钧洪”。那几个打手很快就来了，又是反扭他的双臂，从我们所住的高坡上推着他很快地往下走。我担忧极了，一边跑一边高声对他们说：“我爸爸有心脏病！我爸爸有心脏病！”那些打手嘿嘿地笑着说：“你不要挡我们的路，你也想挨打了吧！”我紧紧地跟着。在礼堂开完批斗会，父亲就同另外一些挂牌子的牛鬼蛇神一道被押上卡车游街。他的木牌很大，上面写着“大右派”。我一直站在车下，我一点都不怕，父亲和我坚定地对视着，我们仿佛在这深情的对视中达成了什么默契。
我拿着父亲换下的衣服往家里走，一路上，心中有过的疑虑烟消云散。天很蓝，岳麓山顶盘旋的那些鹰啊，飞得那么高！
全家人都焦虑不安地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清早，母亲就带了我去学校找父亲，因为特别担心他被打伤。那时有好多人因为别人的举报就被打死了。问了革委会的好几个部门，终于打听到了，头头阴沉地垮着脸，说：“我们放他回去了。”于是我和母亲来到父亲住的单身宿舍里。父亲对我们讲述了夜里发生的事。原来是大学里搞“外调”的人在外面搜集到材料，有人举报父亲是“叛徒”。也许那个人是被打熬不过，瞎说一气。夜里他们几个人用扁担拷打父亲，逼他承认，还将一把匕首插在他面前的桌子上，问他还要不要命？父亲说，他看了匕首一眼，还是没承认。那几个人见榨不出什么油，就在天亮时放走了他。我完全相信父亲说的情况，他是在敌占区出生入死搞过地下工作的，当然不会怕那几个小流氓。大概他也估计到了那种情况下他们是不敢杀人的。就这样，皮肉受了些伤，一场祸暂时化险为夷了。
他们大概是11点多钟来的，有辆大卡车停在街上，下来好多人。父亲放下书本，对我们说：“抓我的人来了。”接着他们就冲进来了，吵吵嚷嚷地，将父亲的手臂反扭着，揪着他上了大卡车，然后开到他劳教的地方去了——那是一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