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就是个矛盾体，既孤独又不孤独，我同这世俗的世界有着很深的计较——所谓的恩怨情仇。老师在讲台上指着几个捣乱鬼的鼻子说：“你们这些人，家里祖祖辈辈都没有受过苦。”我便将这句话记在日记本上，后来还记了一辈子。一般来说，家庭关系也好，玩伴之间也好，都不喜欢“较真”。说过的话就说过了，过一会儿就忘记了。所以虽然吵吵闹闹不断，却很少看到有真正的决裂。可我却不是这样，我常常同人决裂，动不动就较真，而自己的行为举止又并非无可挑剔。这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我乖张，并且是极端入世的乖张。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快乐就是同自己喜欢的伙伴一起玩耍，可我又动不动与他们闹翻，闹翻了又难以和好，于是我就长期处于交流的饥渴之中。
我的青年时代深深地卷入世俗的矛盾，大部分日子都是在人际关系的焦虑中度过。我也曾反省过自己，企图扭曲自己的个性，挽回一些败局。但最终还是败下阵来，成为了社会所不容的人。后来成了作家，又一次卷进社会生活的乱旋涡，又一次为社会所不容。回忆我同我们那里的作家协会十多年的不友好关系，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不辞去这个官方给的职位呢？值得为此惹这么多麻烦吗？当然，他们发工资是一个原因，我需要钱。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则是，这种关系正好是我创作激情产生的根源。同世俗中人的明争暗斗越频繁，不由自主的自我反省就越深入，越有力度。很少有人能知道这其中的奥妙的。那时，我听说作家协会的领导说不想要我了（因为我不参加协会任何活动，难管理），也曾有过脱离的想法，但我从未打算主动回家，而是准备让他们来“开除”。回想起来，那几次差点被开除的遭遇所引起的心灵动荡，的确产生了我最重要的作品。什么叫社会磨练人呢？这就是吧，虽然有点黑色幽默。
我的艺术感觉渗透于我在世俗中的每一件小事，所以唯一的出路便是全盘否定世俗，“把生活变成艺术”。这种行为艺术导致了我的实验小说的诞生。我的出世和超脱则是在于我的批判力——对自我的批判和否定。从童年时代起我就生活在平民阶层，所以我的思维也具有强烈的平民特征。士大夫那种飘逸文风同我是格格不入的，可以说我的每一触角都是“界入”的。我在世俗的内面，千丝万缕的联系使我无法动弹。这样，如果我要起飞，就只能依仗纯粹的灵魂的力量了。这也是我的小说为什么特别纯粹，不带一丝世俗杂质的原因。为了飞升，我将肉体抵押给世俗了。这同世外桃源似的飘逸正好相反。我关心什么？我每天关心的是世俗中的那些事和人，我对他们有无穷的兴趣和斩不断的牵挂，我永远是“他们”中的。我的小说也属于他们中那些想要有另外的一种生活的人。同时我在“他们”当中又很难受，很压抑，对自己的行为也很鄙视。就是这种种的情绪便积累了我在创作上要用到的潜意识吧。
残雪
同我的书卷气相比，我的读者更能感到我作品中那种浓厚的生活气息，那甚至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生活气息。我想，这大概是因为30岁以前，我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吧。所以现在，尽管我探索的问题非常艰深，尽管我的所有小说都可以归结到人的本质或抽象的人性上去，我的故事和叙说依然带有浓郁的社会底层的气味。这，恐怕永远都改不了了。30岁，性格已成形，世界观也已基本确定，这些铸就了我的基本的文风。和某些人的看法相反，我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入世的人，而且从未哪怕一刻有过出世的念头。我同世俗、同社会的矛盾是一个永恒的矛盾，一种从迷惑、痛苦、徘徊到冷静、坚定的争斗过程。我的作品大部分描写的就是这个矛盾，这个过程。所以，我又怎么能够出家，怎么能抛弃这令我魂牵梦萦的一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