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到邻居家去玩，邻居家的阿姨对我和我的小朋友说，我的爸爸妈妈是“有问题”的，党和国家对我们家其实已经很“优待了”，这是因为我爸爸在战争年代里头立过大功。关于“有问题”这个说法我早有耳闻，虽然家人从未在我面前提起过，我也从周围人的眼光中猜出了几分。由于周围环境的暗示，我原来内向的性格更内向了。我们姊妹都知道不应该“闯祸”，应该让父母少操心。我并不认为我的父母有什么问题，对于我来说，那套观念是非常遥远的，出自某个至高无上的神秘处所。后来学校的老师也将我归于“出身不好”的学生一类了，我才开始来想一想这类事。我在日记上写道：“父亲躺在荣誉上睡大觉，所以导致后来犯错误。”不过那种日记是写给老师看的，并不表明我的真实情感。父亲，不就是酷爱读书，喜欢同我们小孩一道养猫养鸡的这个人吗？他居然犯过错误，好可怕（我当时想的其实是社会好可怕，我的爸爸好可怜，但我并未清晰地意识到）！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未想过要与父母划清界限，而是一直出于自然的天性非常同情他们。也许这就是我的认识论最初得以建立的基础。所以我只要一听到有人骂我父亲“右派”，我就气得发抖，想去找那人论理。我的本能对于外界的抵触是那么剧烈，我刻骨地体验到外界的高深莫测。
后来文革来了，父亲在家中大讲他的冤案，以及他对时局的看法。那段时间我特别兴奋，以为他要翻身了。我想即使他翻不了身，我也要永远站在他一边，因为真理在他一边。但他和母亲很快又被镇压了。家境每况愈下，我却一点都不消沉，我认为我们是在坚持真理。然而到了1979年他的右派“改正”，他被安排工作时，我却一点兴奋的感觉都没有了，因为我早已不再相信那种表面的“真理”，我想通过搞文学来让自己的认识深化，解开我心中长期以来存在的那些谜。当然那个时候我的这种想法还是朦胧的，我也不能像现在这样说出来。但从我一系列的行动来分析，那时我认定的“死理”就是搞文学，我的个人生活全部以此为中心。
我的童年和少年确实比一般人更为混沌，也就是说，我比一般人更感到大人的世界是神秘而不可思议的。然而，作为边缘人，我又对大人的中心世界有着超出常人的兴趣。我总在琢磨和思索，企图弄清那个辐射之谜，因为我敏锐的感觉感到了那辐射的威力。
很多读者认为残雪的小说深奥难懂，由此便推论这个人在生活中也必定有很多神秘之处，性格难以捉摸。熟悉我的人却知道正好相反。
仿佛是出于朴素的本能，我们家的姊妹从来不信鬼神。而我自己，更是“不信邪”。我认定事物是可以认识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由自己创造的，如果你想达到某个梦想，你就去努力。当然在那个时代，实践的范围很窄。我从小形成的性格特点其实是“认死理”，即，不信命，不将成功寄托于某种奇迹，只根据自己的能力来调整自己的行动计划。这种朴素的认识论贯穿了我的整个一生和我的创作。
回顾我这五十多年的生活，我清晰地看到我一直在努力解谜。开始是自发的，后来渐渐转为了自觉的。我是解外界的谜，更是解我自己的谜，解人性之谜。我的信条是，认识是可能的，也是能够不断深化的。当读者在我的作品中看到那些深奥神秘之处时，那其实是事物深层的模样，也是自我的显现。如果读者是一个不满足于对事物、对自我进行常规解释的人，如果他很想深化自己的认识，以此来丰富精神生活，那么他就有可能成为残雪的同谋者。这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知识，只需要朴素的认识的热情，和某种程度的敏感性。所谓才能，说到底，不就是将人性中的那些本能坚持到底吗？很多人都是有才能的，可是能正常发挥的人却是那么少。人抵挡不了物质的诱惑，便放弃了自己的本性，也放弃了天赋的认识权利，落入灵魂蒙灰的悲惨境地。我的书，是写给那些善于自我分析，谋求掌握自身命运的人读的。
残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