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宗时，在衢州江山县有一伙人想占山为寇，且已商量好了暴动起兵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刘邦心急地问：“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子产实行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宽猛相济”的策略。子产的政绩，很得封建时代统治者的极力称赞。
紧接着，陈埙又下令：凡献出兵器的自首者全部予以重赏。因此，没过多久投靠官府的人越来越多。最后，陈埙没发一兵一卒，就轻松而又顺利地平息了这场即将发动的暴动。
春秋时期郑国的公孙乔是当时一位极其有名气的革新派的政治家。
子产在自己临终前安排后事的时候对儿子子太叔说：“我死以后，必然由你执政。只有仁德的人才能够用宽大来使老百姓服从。火性猛烈，百姓看着就害怕，这样就很少有人死于火；水性看起来较懦弱，百姓因此轻慢而玩弄它，因此到最后淹死的人就非常多，所以为政过于宽大不可取。”
如果你以为曾国藩就是这样带军，那可大错特错了，他如此宽松的利诱是以严明的军纪为前提的。曾国藩认为，行军作战最忌讳的就是统兵不能服众，指挥不灵，而士卒则不听号令，敢于犯上，这样的军队遇上劲敌，自然要作鸟兽散，没有强悍的战斗力。因此，他以“仁礼”、“忠信”为指导，力主“辨等明威”、“尊上而知礼”，即严格等级制度，明确上下名分和尊卑贵贱。强调上可治下，下不得犯上，尤其主张治军要严，要做到“待勇不可太宽，平日规拒，宜更谨严。庶临阵时勇心知畏，不敢违令”。曾国藩认为只有治军严明，“振之凶猛”，使士兵“以敬畏长官为第一义”，才能在战争中保证军令的服从。
子太叔宽在先，使得百姓安全受到威胁，于是严格围剿，又还了百姓一个安宁的环境。如果他事先注意吸取子产的话调和好宽严的关系就好了。有的管理者就非常注意知道如何用好两者的关系。
在子产死了之后，子太叔就上台进行执政，不忍心严厉而力行宽大。到最后，郑国盗贼越来越多，经常聚集在芦苇丛生的沼泽地里作乱。
张良说道：“到了现在，你必须在百官面前立即对他进行封赏，这样才能够使得那些惴惴不安的人平静下来。”
总之，要记住，只有宽恩是不行的，只有严威，也是行不通的。要注意张弛有度，宽猛相济。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自己的威严，让“给脸不要脸”的人知道你不是好欺负的，让“怕你者”觉得你是讲原则的。
他在郑国执政数十年，能注意打击奴隶主贵族的顽固守旧势力，表彰“忠俭”，反对“奢侈”，改革田制和兵赋制度，公布刑法条文，限制特权整肃政纪，使得小小的郑国，国力从此大为增强，国威也由此颇有提高。
刘邦说：“是雍齿，我早就想除掉他。”
这些准备闹事的人在得知密谋已泄，官府有了准备之后，便纷纷前去自首。
使人想不到的是，传递消息的人被官府抓住了。知州陈埙在详细了解这些人的情况之后，便打定了主意。
张良反问：“皇上从前最恨的人是谁？”
刘邦按其行事，果然，一场潜在的危机平息了。
如果只有宽而没有严，只有赏而没有罚，一个组织或国家的安全必然受到威胁。
由上面的这些小故事我们不难看出，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必须学会“暴力”和“怀柔”这两项手段。
因此，他发兵围剿，把盗贼全都给杀了，这样才使得作乱有所收敛。
古人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赏罚若明，其计必成。”你要获得什么你就去奖励什么。曾国藩虽然是一个文人，但他把湘军治理成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方法很简单，他认为农民出来卖命打仗无外乎是为了升官发财，对想当官的人：打小胜仗当小官，打大胜仗当大官；对想发财的人：打小胜仗发小财，打大胜仗发大财。把打仗的胜负与士兵的升官发财联系在一起，这就为这支军队注入了活力和生命力。
有一天，张良告诉刘邦，有一些人准备谋反，刘邦将信将疑地问张良：“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在此地按兵不动，派人送肉送酒给准备当草寇的人，而且还带口信说：“你们不好好做良民而做起了草寇，不去耕田而舞刀弄枪。这样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吗？如今送些酒肉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各自珍重。如不听劝告，本官只有杀无赦了。”
张良回答道：“自从你当上皇帝之后，封赏的都是你的亲友知己，使得很多有功的人感到失望，同时他们又怕你追究小的过失，所以很多人便商量起了谋反的事。”
当你看到自己的下属都是松懈无比，丝毫无战斗力时，你就必须要采用严厉的措施来约束他们的行为，这样才能增强他们的纪律性与集体荣誉感，正所谓乱世用重典；另一方面，这一政策实行了一个时期，在达到一定效果之后，可以再施行宽松的政策给予安抚，要做到一收一放，一松一紧。这样才能使天下得以太平。
还有一个故事。汉代初期，刘邦刚刚平定了天下。
宽猛相济不仅要把握好实施的时机问题，在实施对象上也在把握准确。对于该严的人要严，对于该宽的人也要宽。这才有利于人心的稳定。
在这个时候，子太叔就感到很是后悔。“我要是早听子产的话，就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