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杀”这个词也是在故事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人的过去的债务化身为数不清的对立面充斥于生活之中，这些幽灵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出现，窒息你的全部生活。然而人不甘心行尸走肉，要与对手决一死战，谋杀的阴谋便出现了。每一个阶段，主人公都被死神凶险的黑影所包围，他必须拼尽全力与那僵尸吸血鬼搏斗，不能有丝毫松懈。并且即使成功了，等待他的也只是新的恐怖。各种各样的角色要么化身为密探去追杀对手，要么成为逃脱对手的死囚。在阴沉模糊的背景中，读者可以听到鼓点一阵紧似一阵，人可以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但在这个细小的范围里，亡命之徒仍然可以将属于自己的最后一点时间无限细分，弄出无穷无尽的花招来！卡尔维诺在书中借角色的口说，他要“执行一项长期的、整体的越狱计划”。这句话可以解释成：他要一辈子置身于谋杀的阴谋中，将追捕与逃脱的赌博进行到底。
卡尔维诺在小说中多次表达了写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的不满、否定，和绝望、恶心。这是所有的纯文学作家在创造中的共同心态。他力图用抽去身份，抽去人称等方法来让主人公或描述者的叙述成为所谓“客观的”叙述，并且总是将自己的读者想象成某个仙女下凡似的女郎。正是这种徒劳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中提升着作品的档次，作品的永恒性就是在自我一分为二的搏斗中诞生的。纯文学作家内心的矛盾就是语言内在的矛盾，只要有作品产生，规范与反规范的斗争就不会停止，恶心的世俗与纯净的理念之间的交合也不会中断，因为彻底的“纯”作品只能是一片空白。同博尔赫斯一样，卡尔维诺理想中的作品是那种没有形成文字的、地下的作品，是诞生语言的原始山洞。那部地下作品或那个原始山洞在创作中始终呼之欲出但又被阻断在笔下，成了作家的永恒之痛。这样写出来的妥协之作，从字里行间散发出强烈的原始气息，并处处指向那永恒的境界，词语由障碍转化成媒介，在两界之间来来往往。而作者的身份也不再同作品有任何直接关系，因为作品是来自人类灵魂的共同居所——那存在了千万年的崇高伟大的理念。通过对于复杂的写作机制的探索，作者向我们揭示了纯文学的共同主题，以及这种文学在深层次上的一致性，实际上这也是在讲述纯文学形成的历史渊源。每当作家拿起笔来，那种历史就聚集在他的笔端，使得他有力量同迎面汹涌而来的物质世界对峙，创造奇迹，用混浊的词语来构建透明的大厦。
感受虚无需要极高的天分。很少有人像这位作家一样如此深切地感到虚无的利齿对于灵魂的咬啮。为摆脱恐惧和疼痛，他通过角色的表演一次次越狱，深谋远虑而又不屈不挠。读者不禁大大地惊讶了：这究竟是被动的逃循还是主动的进攻呢？这种由“空气中设计”的阴谋，在密室中实行的自虐，出自于一颗什么样的顽强拼搏的灵魂啊！卡尔维诺，被死神盯上的艺术家，被不断判处极刑的超级逃犯，在这里演奏的，是从未有过的新型命运交响曲。他首先勇敢地抽去自身存在的根基，将自己变为游荡的幽灵，然后着手重新建立一切。所谓建立，实际上是最纯粹的，由内部的力的挤压而生发的运动，也是难度最高的艺术创造。在创造的瞬间，被彻底解放的作家仅仅活在自己的奇思异想之中，如果他不具有飞越绝壁的冲力，他就只能坠入身后永恒的虚空。于是他就从虚无中奋起了，惟一可以依仗的是自己的血肉，他必须从这血肉里榨出精神来。也许是这过于强力的挤榨的运动导致了作家的早逝吧，我们读者却能在作品中不断感到，他那短短的、浓缩的62年就像是几万年——比他所欣赏的岩石更为长久。虚无在这卓越的创造者面前溃退了。
那么，让我们从作品中来探讨一下事情的原委吧。纯文学作者一生大部分时间处在致命危机之中，创作可以说是为摆脱危机而有意制造危机。那吞噬一切的羞愧、痛悔、屈辱迫使人将肉体变成零，作家只有彻底消失，内心才能得到平静。然而真正的“死”是不符合他的本性的。只有他的不知疲倦的死亡演习，他的高超的发明，才能从内部谋杀旧的自我，改写那铁板钉钉似的历史。蜕变因而尤其惨烈。你可以在幻想中暂时切断时间，然而你的手中总是有“一只箱子”；那么采取抹去身份的办法吧，既无来历，又无将来；但过不多久，“上司”就会现身，揭开你的伪装，毫不含糊地向你指明死亡之路。在压榨之下，“技巧”就产生了。你学会了从最模糊的背景中倾听命运的呢喃，学会了如何辨别那些面目不清的命运使者。你逐渐进入阴谋之中，练出了追查与及时逃循的硬功夫，并从这种高度集中的精神活动中隐约地看到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这是什么样的技巧？一心二用，理智与感觉共谋的技巧。即一方面要放松，一方面又要高度集中。于写作，于阅读均如此。各种各样的神秘人物便是各种各样的使者，只要你抛开已有的经验，努力跟上他们的思维，这些人在终途无一不向你显示他们的原型。在经历了那么长久的困惑、不安、沮丧之后，你终于同原本就属于你，但假如你不经历挣扎求生的考验，他们便会永远隐没在黑暗中的这些人相遇。你又一次摆脱了危机，获得了新的动力。这样的作品，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会感到后怕。通过凶险的表演来获取相对的平衡，纯文学就是这样的产物。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种方式的作家，以自投罗网似的主动姿态将这古老的游戏一次次重演，通过这种奇特的自我认识将矛盾转化，使自身得到解脱。
卡尔维诺最喜欢用的一个比喻是“革命”。灵魂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经历腥风血雨，狂暴的运动既吞没已有的一切，也催生新的形式，当然这新的形式又会被内部酝酿的另一轮风暴所摧毁。就这样一轮又一轮，永无止境。并且不仅仅文学的写作是这样，读者的阅读也同样遵循这种方式。可以说这是一种暴风雨的文学，读者的神经必须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他还必须具有主动在自己内心引发骚乱的本领，才能进入作者创造的、充满了动荡与颠覆的世界。革命就是主动制裁自己，用这制裁激起的反叛来摧毁内心现存的秩序，用激烈的、否定一切的形象思维来反复叩问，来证实生命的存在。小说一开篇就进入了革命的氛围，而一直到最后，读者的神经也无法松驰下来，反而越绷越紧，几近极限。你在美女的脸上看见獠牙；在宁静、明丽的海滩上发现朝你张开的陷阱；在沸腾的人群里跌入黑黝黝的深洞；在情欲高涨之际撞到尸体上……你永远处在被通辑，被追杀的逃亡路上，绝无赦免的希望。当然，也有真正的，绝对的宁静、平和、隽永。但那不是在革命之后，而是正好就在革命的进程之中。一旦革命中止，那悬崖上沉浸在永恒的遐想中的男主角也不复存在。革命既盲目又清醒。你清醒如气象台的气象观察员，掌握了宇宙间的各种力量，认识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你盲目如混战中的一粒无名小卒，被身后的潮流推动着胡乱冲撞，直到整个的阴谋向你展示出它的底蕴，直到各式各样的道具向你显示出它们意想不到的用途。革命没有意义，它的意义就在你的行动中。无论在书写，在阅读，你必须集中注意力聆听来自深渊、驱动暴力的那种模糊的声音，并用你的肢体动作对那种声音作出反应，将整个阴谋推向高潮。只有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一场暴力革命就是一场对那看不见的自我的改造的运动；那个最高司令部，恰好是你一直在追求的自由意志。起初仿佛是落入圈套，最终才明白是主动肇事；结构奇妙，天衣无缝。
最为崇尚精神的文学家信奉的大都是生命哲学，卡尔维诺也不例外。对于他来说，写作就是从一切事物中看出生命的含义，并对精神的载体加以改造，使之达到完美。作者用各种各样的痛苦的形态展示了生命内部的真实矛盾：肉棘展开，用力抽搐的刺海胆；被海底岩石无情地磨损了的四爪锚；密室里布满汗水的裸体在求生的意志支配之下做出爬行动物交媾的动作；当世界消失时，紧紧搂抱的情人的身体的极限语言；在谋杀中实现性高潮的醉心体验；还有那反复出现的，蜷起双腿当书桌，长发下垂到书本上遮住面容的，聚精会神阅读的女郎。同没有自我意识的自然相比，这是另外一种异质的“自然”。这个自然同样包罗万象，像宇宙一样宏大无边，它具有一种特异本领，就是能将一切事物当作自身的镜子。作家自始至终都在叩问：生命到底是什么呢？抽搐、紧张的对峙、绝望的坚持、无情的压榨、垂死的突进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问题在柏尔修斯从铜盾的镜面反射看到美杜沙的瞬间就已经提出来了，多少年来，世界上最优秀的那些文学家前赴后继地用非凡的创造丰富着关于它的答案。通过镜子，这些先行者明白了：开始生活，就是开始丑闻。然而他们仍要被电话铃声的响起弄得似惊似乍，魂牵梦萦，过着希望与绝望并存的狼狈生活，从一个陷阱走进另一个陷阱，永远是后悔莫及，永远是自取其辱。这一切，都不能够问“为什么”，因为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说，不可能有另外的选择，除非你退出这场赌博。从生命活动中产生的艺术作品成了新的镜子，读者既可以在镜子面前长久地端详自己，又可以同镜中的幽灵合二而一，共同演习人生。曾经有过的后悔、屈辱、羞愧等等，全都转化成人类的财富和光荣，因为人是惟一的离不开镜子的生物，而正是那数不清的屈辱与羞愧，提升着人作“类”的品格。爬行动物的交媾，紧紧搂抱的肢体语言，谋杀中的性高潮等等，全是人要紧紧地攥住生命的完美姿态，人所独有的那种姿态。而压榨肉体流下的每一滴汗珠，都蒸发出浓烈的灵魂气息。也许这样一种改造是可怕的，只有那些具有无限张力的心灵可以将自身当作试验地，在救赎自身的同时也为其他心灵的得救开辟了通道。
面具表演也是这篇小说的特征。阿尔芳西娜的人生就像一场特殊的化装舞会，她，大褂里面穿着警服；警服里面穿着茄克；茄克里面穿着有领章的军服；军服里面穿着赤裸裸的胴体“衣衫”。不论怎么剥下去，你总是见不到她的“实体”，因为这个实体是灵魂，其他一切全是衣衫，而灵魂又必须变成衣衫才能让人看见。所以描述者叹道：“这里的事物都是表里不一的，这里的人都是两面派呀……”。的确，小说中的人物的意志大都不可捉摸，看不透。从各式各样的读者到作家、翻译家，再到警察档案总馆馆长，以及革命中的各派别人物，他们的行事方式全都是出尔反尔，遵循奇怪的逻辑，每个人都至少有两副面具，这两副面具又相互对立。在卡尔维诺的艺术世界里，角色的举动之所以如此奇怪，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的肢体表演都是受到内部那个精灵的牵制的，而那个看不见的精灵本身又是一个矛盾。比如那位每天深夜在灯光下阅读的警察档案总馆馆长吧，他作为人性中理性制度的维护者，捕获了那名“骗子翻译家”，并亲自对他进行审讯，似乎要为正义将他处决。但是过后，却又有意放他逃走了。此处表演的，是理性的深奥。人的理性对于欲望反叛的压制，在西方经典文学中总是采取这种到头来留下缺口的做法，为的是促使欲望更加高涨，一同演出更精彩的好戏。再比如那位行踪诡秘，到处制造虚无感的骗子翻译家马拉纳，他是一个可怕的人，每到一处就要抽去一切事物的意义。他很像一位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可是促使他如此热情地表演的动力却是来自于一位女郎——书中那位美丽的、心灵丰富深邃的女读者。他要通过在她心中制造空白来强调自身的真实存在，而这，同他所宣称的宗旨正好相反。他对她的异常强烈的爱一点都不虚无。人生面具表演的特征是由自我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决定的，唯有表演，能够将对自我的认识层层深入地进行下去。虽然你永远不可能“到底”，但每深入一层，你的眼界又大开一次，永远没有尽头。在这个过程中，面具挑战着人的认识欲望，反复地逼问人：你到底要什么？你对现状是否满足？
就这样，作家走进了那无比古老、难以窥透、无时无处不存在着暗示，并且威胁着要完全将他吞没的阴谋之中。悬浮的、既古老又年轻的氛围伴随着被作者称之为读者或主人公的、抽去了杂质的透明幽灵，世界敞开胸怀，艺术之魂萦绕其间，将永恒的矛盾在“他”眼前不断演绎。“他”是谁？“他”什么也不是，“他”又是一切，正如作品中的每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他们，这些美妙的男女，这些多声部合唱的组成者，他们都是作者的“另一个”——天堂里的唱诗班的成员。而我，作为一名读者或创作者，当我开始阅读的旅程之时，书中那异质的氛围，那些人物，对于我来说也是同样的陌生又熟悉，同样难以窥破。然而我还是马上就感到了从心灵最底层被激发的、既是新奇的又是久违了的、同质的冲动。至此，一种新型的互动的关系便在我和作者之间建立起来了。在这个阴谋之中，我们必须同谋作品才会成立。
镜子的作用在这部小说中是非常复杂的。主人公通常不是仅仅用镜子照自己的脸，而是从镜子里看见别人“看”自我时他脑子里的图象，此种图像就是主人公的自我。这种几近纯粹玄想、但又的的确确在不断发生的奇妙交流往往以“意会”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人物角色之间，在读者与写作者之间。如果我们被小说中的氛围所吸引，确信这种交流传达的真实性，那就是相信真的有一个独立于物质世界的精神王国每时每刻在对我们发生作用，这个王国高于一切，但每个人都可以开辟一条通道同它沟通。在弗兰奈里和马拉纳，以及柳德米拉三者之间发生的，那种天方夜谭似的关系，便是用镜子作为基本道具照出来的、最具真实性的灵魂交流关系。要说出说不出的东西，要看见看不见的东西，作家便运用了这种含糊而又精确的镜子语言，并在多重的反射中使人的视力进入到灵魂的最深处。也许这是惟一的道具，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没有镜子，人类至今处在黑暗的笼罩之中。书中杜撰了一个神秘的“小说之父”，这位老人住在山洞里，他通晓人类所有的精神活动，任何一本小说都是从他那里发源。他是人类的镜子，令人神往又令人恐惧的规律掌握者。尽管知道有这样一个存在，作家们和读者们仍然要像中了魔一样地寻找探索，从蛛丝马迹中去获取规律的信息。也许，“小说之父”那发狂的大脑里的艺术规律，只能存在于寻找的途中。你寻找，它就显现，但你绝对抓不住它。作家弗兰奈里和翻译家马拉纳，就是在这种无望的寻找中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在旅程的尽头，他们把自身变成了规律的象征。而他们俩共同的读者柳德米拉，又通过对他们俩心灵的阅读，将艺术的生命继续延续。与此同时，男读者“我”又通过对柳德米拉心灵的阅读，走进充满魔力的艺术之谜。所谓规律，不就是来自每个人心灵深处那种不由自主的律动吗？这种律动经过镜子反射到我们的大脑里，使我们读者产生从事艺术活动的冲动、当一回艺术家的妄想。就这样，书中的“我”走进了自己设置的镜子王国，“我”用别出心裁的种种镜象逃脱了死神的追捕，当阴谋揭开时，“我”却再也走不出镜象的迷宫了。而这正是“我”所愿意的，“我”将自身分裂成了各种各样的镜象，“我”成了它们的总和。
这篇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是“我”，这个“我”没有固定的身份，他的身份随着故事情节的需要而不断变化，一会儿是一名读者，一会儿是主人公，一会儿又成了讲述者。但万变不离其宗，他身上体现着创作者比较表层的自我意识，类似于卡夫卡作品中的K。给人的印象是，这个“我”是随着故事的发展而不断加深对于心灵世界的认识的。“我”无比敏锐而又被迷惑笼罩；“我”具备了强大的冲力而又被矛盾的推理弄得寸步难行；“我”厌恶世俗生活，恨不得让肉体消失，却又对人类怀着深深的迷恋；“我”渴望达到最高的认识却又不断被一个接一个的谜团缠住……这个“我”一般来说就是用眼睛“看得到”的艺术家的形象。这个“我”是不满，是渴望的化身，他日夜不安，被死亡意识所压倒。他不得不找一条精神上的出路。这种无休止的苦恼和躁动的结果是导致了自我的分裂。于是，一系列的人物从原始记忆的深处依次向他走来，像是邂逅，又像是亘古至今不变的安排。这些人物身负的使命是不能一眼看透的，只会在短暂的剧情终结的瞬间向“我”这样超级敏感的读者露出底蕴。他们是人用眼睛“看不到”的那些“我”，更为深化的艺术自我。但无论多么深奥的艺术形象，他们全都毫无例外地遵循同样“看不见”，却又可以意会的人性的发展的规律。我们，作为这篇精神神话的读者，凭着我们对于文学艺术的虔诚，和我们对于自身感觉的高度信任，以小说中的“我”为榜样，是有可能“闯入”这个完全向读者开放的故事中去充当角色，并用我们自身的精神体验去进一步丰富故事的情节的。作品中透露出这样一种倾向：“我”是不断地、徐徐地变化着的，相对于“我”，其他的人物则具有某种尚未得到揭示的稳定的性质。只有随着情节的展开，“我”的探索的深入，那些性质才会一一通过某些标志，某些模糊的暗示被“我”感到。因此可以说，故事中的每位人物身上，凝聚着某种永恒的东西，这种东西既看不见，又不能用常规语言直接说出来，只能通过他们的表演，通过“我”作为他们的对立面与他们发生的冲突，让“我”事后悟出。这种矛盾关系的前提是“我”必须是那种精力充沛，对精神方面的事情具有超出常人的好奇心，永远不会在某个阶段上停留的决绝的追求者。相遇的场景似乎是冥冥之中偶然发生的，但如果不是由于艺术工作者那破釜沉舟的决心，这种千年奇迹就无法浮出地面。在那梦一般的遭遇中，“我”被各式各样的人物牵引着，诱导着，去见识那些从根源处衍生出来的、伟大的场面。“我”不完全清醒，也不完全盲目，而是像作品里头所说的，既高度集中，又完全放松。集中是为了倾听命运的鼓点，辨认心灵的结构；放松则是为了保持一种自由选择的姿态，以最符合本能冲动的表演投入灵魂的事业。就这样，怕死怕到极点的人选择了死亡表演的职业，用“假”来表现最深刻的“真”。真真假假，全凭读者的心领神会。
酷爱大自然，迷恋女性，耽于冥想，将艺术活动视为生命的卡尔维诺，在他一生的最后几个年头中，终于将他的创作推向了无人能企及的高峰——长篇小说《假如一位旅行者在冬夜》。这也是他自身的一次重大突破。在这篇作品中，文学不再同外部的世俗生活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她拔地而起，成了浮在半空中令人目眩的、精巧而又虚幻的建筑。然而这个世界是最为真实的！这也是作者一生竭尽心力为之追求的，被他称为“轻”的、那种灵动的异质在文学中的完美体现。
一位作家，如果他不满足于描绘“外部”世界（表层自我），并借助这种描绘来透露出心灵（深层自我）的存在；如果他的渴望导致了最狂妄的野心——要创造出一个独立不倚、完全透明，如同万花筒一样变幻的魔法王国，他的追求就必然促使他走上卡尔维诺这条绝路。即，放弃一切理性思考，让肉体彻底幽灵化，进入那凌空显现，边界模糊的陌生领域。能否绝处逢生，是每一位纯文学作家的试金石。外部世界壅塞着物质，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正在逐渐变为坚不可摧的石头，精神被挤压得无处存身。然而世上还有艺术家。卡尔维诺的使命是要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正在死亡的世界里头发明一种交合的巫术，让轻灵的、看不见的精神繁殖、扩张，直至最后形成一个魔法王国。这个王国不再是外部世界的补充和说明，而直接就是一个被称之为“自然”（参看《浮士德》）的独立的王国。这个王国也不受制于外界，而是受制于内部那种完美无缺的规律。
人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种古怪的紧张游戏呢？为了榨取生命，为了使精神长存，也为了那至死不渝的爱——爱美丽的大自然，爱迷人的女性，爱天真的儿童和慈祥的老人。被死神盯住脊梁的作家不得不与时间赛跑，与对手耍阴谋，并反复设圈套。这种仿佛是自娱，其实是献祭的示范活动，给我们读者带来的是无价的精神财富。生存的姿态浓缩在瑞士山间悬崖之上紧张地阅读的男主角的形象，以及峡谷里小屋的阳台上聚精会神阅读的美丽的女主人公的侧影上。也许，那是一种近似宗教的境界吧。作者用分身法创造的理想的读者，向我们标出了纯艺术的高度。绝对的虔诚者才有希望进行这种攀登。然而，阅读这个矛盾的活动既创造无比宁静的境界（如瑞士山间的姿态），又引发骚乱与革命。它逼得人不断地奋起突围，自始至终在密探与叛徒、策划者与执行者这类角色之间转换，一段经历同另一段经历交叉，一个故事套着另一个故事，一切都是那样的不可思议，宛如梦中，却又真实得令人胆寒。这是对于人的生命张力的挑战，看你在被死神追杀的同时是否仍旧能够沉浸在那位美丽女读者的绝对宁静的境界之中。规律是什么？它就是革命暴力与崇高意志的统一。我们通过阅读让二者相互制约，推动一场生存的好戏向前发展。还有什么东西比纯粹的艺术更能让人意识到生命的本质呢？
小说中还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写作者的形象，作者将其称呼为“誊写者”。实际上，誊写者大脑中的蓝本是灵魂深处涌出来的风景，这样的近乎自动的写作排除了世俗对于作品的入侵，将创作从对外界的模仿提升到从内部有条不紊地生出一个不倚不傍的世界。卡尔维诺自身的创作历程，那痛苦的摸索，突破，直至最后的飞跃的历程便是这个形象的最好的佐证。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成为灵魂的“誊写者”的，他经历了由朦胧意识到清晰感悟再到自觉发挥的过程，只要看看他早期的作品就能发现这一点。这一篇《假如一位旅行者在冬夜》，可以说是他自觉创造的颠峰之作，是对于灵魂的忠实誊写。在他文学生涯的后期，这位伟大的小说家终于摆脱了一切束缚，进入了自由写作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艺术家直接地让自己人性中的各个部分对话，并一同登台演出，从而建立了一个异质的、纯精神的王国。在这一点上，他同卡夫卡、博尔赫斯两人是有区别的，他是一位晚熟的天才，但他的才能一点也不亚于前面那两位。有的人一旦开始写作就发现了那个另外的、深层的世界，就像鬼使神差一般被拖了进去；另外一些人则要经历长久的探索才同那个世界派来的使者“邂逅”，并因这邂逅使自己的生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爆发。卡尔维诺显然属于后者。这篇小说又可以看作是关于创作的创作，因为里面揭示的，既是人性发展的规律，也是艺术创作的规律。时至今日，这两者的一致性早就被描述过无数次了。小说中将这种新型的写作者称为“模仿家”，并指出，在现代文学艺术中，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特征，使得读者对每一本这样的作品有种熟悉的感觉。这是因为它们来自同一个故乡，散发出同样的自由神秘的气息。“誊写者”誊写的是一本人类共有的地下的书，这类作家在小说中被称为最理想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则被称为“南瓜藤结南瓜”，即精神领域里的“自然现象”。而创作的冲动，则被归结为“生理属性”。但这个“生理属性”又同直接的性冲动、喜怒哀乐等迥异，它是经过了转化的能量，是肉体属性的精神化。
我终于读完了卡尔维诺的这部杰作。我，就如文中的“男读者”一样，现在已经将我内部的那个世界同书中的世界混淆起来了。也许是作者将我拖进了他的世界，也许是他的奇妙的讲述带出了我的世界，更可能是我们都在讲述那个人类已有的、共同的世界。讲述者无比幸福，阅读和写作令人陶醉。人类自古以来就在进行着的这种活动，还将永远进行下去，直至天荒地老也不会停止。从青年时代开始，卡尔维诺就隐约地看到他的心中有一个黑洞，有一条“通往蜘蛛巢的小路”。经过了30年的漫长跋涉，他终于在一个无比寒冷的冬天来到了这个地方，这个阴沉沉、黑糊糊的旷野。欲望的火焰在心中燃烧，使得他通体放光。这一次，他是真真切切地看见了，他将他看见的忠实地记录下来了。这样的风景对于我的心灵的作用就像一次地震。本来，卡尔维诺的天职就是促使人的灵魂里爆发大革命，他在小说中以身示法，反复地演出了革命风暴。
小说中涉及的时间问题便是精神的连续性的问题。作家坚信，即使世上的物质全变成了“石头”，这种连续性也能存在于石头之中。发自心底的信念驱动着作家不断向内探索，企图找出物质生存的每一阶段中的时间结构。其探索的工具，则是那种充满了原始性、多义性，就仿佛混沌初开时刚刚诞生的语言。在涉及信念的根本问题上，卡尔维诺用固执的叩问，强有力地否决了虚无主义。读者从文章中完全能感到他那种博大的宇宙观，即，在承担虚无感对自身折磨的同时，过着毫不虚无的紧张的精神生活。在这一方面，他像博尔赫斯一样，是用生命实现信念的典范。故事中他向读者展示的画面是如此的惊心动魄：在除了沙漠与沥青就是死亡的国土上，一位女郎深深地沉浸在阅读的世界中；生活在远古时代的教授朗读一部作品，他的身躯随着声音渐渐消失在充满尘埃的书籍之中；某个书籍制造者，为了达到极限的体验，将周围的一切都化为虚无，包括自己的肉体和心爱的女人。这些画面反射出强烈的时间的形象，时间就是一切。一切，包括最最不堪回首的事，都可以转化为时间。女郎、教授，书籍“骗子”，男读者，全都为此而活，为此而献身。说不出来的永恒性，就存在于这些单个的、又是相互交织的追求之中。那是一种不需要回答的，绝对的声音；是充满了幽灵的空间；是拥挤着的人流中刹那间的“晕眩”；也是那始终指向“彼岸”的讲不完的故事中的背景。即使“我”消失了一万年，“他”依然无所不在。什么是生命的意义？这就是最大的生命的终极意义，由“他”，诞生出全人类的博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