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也是“无”的空间，想象得以起飞的空间，自由的空间。
创造者每前进一程，便发现一个崭新的过去。这个可能的过去就是将来。在通往未知的可能性的途中，人不断找回自己的本质：那原有的、属于遥远的过去的，同时又是创新的、属于未来的东西。也可以说，写作就是关于可能性的探索。一种可能的过去，既是重新经历，又是对以往经验的否定。是向不可知的未来的突进，也是向本质的皈依。
读卡尔维诺的小说，就得反反复复地进入那种封闭的冥思的语言空间。也就是反反复复地停下来，去意识你自身的存在。所谓“沉默”和“一动不动”是一切语言的前提语言，相对于表层语言的丰富多彩，这种深层的语言却越来越恒定，单调。但它坚不可摧。卡尔维诺的小说是展示语言的这种矛盾的典范。
询问是否新城比老城更好或更坏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之间毫无关系。正如同那些彩色明信片并没有描绘出过去的毛利里亚，只不过描绘了一个不同的城市，那个城市同这个城市一样，碰巧也叫毛利里亚罢了。
创造中，感觉压倒一切，就好像区分辨别的行为完全停止了似的。肆意发挥便是跟着感觉走，沉浸在感觉之中。这也是一个人的原始动力有多大的试金石。但城市为什么存在呢？当然仍然是为了认识。丰富的、交织不清的感觉给理性提供了更大的用武之地，看不见的界线巧妙地区分了里面和外面，轮子的隆隆声和狼的嗥叫。城市的共性的存在洋溢着全盘体认的风度，在最高理念之光的照耀下，一切事物都获得了新的意义。
他越是迷失在那些遥远的城市的不熟悉的地区，便越能懂得他为到达那里而途经的那些城市。他回忆他旅程中的那些阶段，于是逐渐懂得了他出发的码头；青年时代那些熟悉的地方；家乡的周围的环境；还有威尼斯的一个小广场，他小的时候在那里嬉戏过。
这种特殊的创作有其特殊的原型——要一直追溯到潜意识里头去的原型。由石头砌成的大城市是所有作品的原型，只要还在创作，它的必然性就不可能完成；水晶球里的小费朵拉则是每一件作品的原型，创作者企图以这些完美的形式来抓住本质，但作品一旦定格，本质就溜走了，被定格下来的只是作品中对本质的渴望。
这里描述了创作中运用的语言里头的透明感和真空感。“终极语言”或“元语言”处处包含了“死”的语境，正是这样的语境将描述变成了艺术。在“元语言”的语境中，作者和读者都成了自由人——没有什么东西强迫你朝某个方向走，你只能自己强迫自己去判断，去体验。所以，“对于忽必烈来说，将这位结结巴巴的使者所描述的每一事件和每一消息的价值提高了的东西，是围绕事件或消息的空间——没有被词语填充的真空。”
他所寻求的东西总是位于前方，即使那只是一个过去的事物，这个事物当他在旅途上前进时也在逐渐变化，因为旅行者的过去是随着他遵循的路线而变化的。
贸易之城就是记忆交流之城，表层记忆与深层记忆在此发生奇妙的交流，碰撞中时间产生。词语的故事就是词语的深层含义，词语在黑暗的处所发挥的作用。词语的这种特殊作用是独立于人的表层意愿的。“跟着感觉走”也可以被说成“跟着词语走”。
这里谈的是探索的必要性和意义。忽必烈问马可为什么要旅行，难道坐在家中冥想不行吗？当忽必烈提问时，马可立刻领悟到忽必烈是要将他自己头脑里的推理更深入地进行下去。于是马可回答说，
语言必须倒退，这种突进的倒退的目标是那透明的、语言的尽头处——无声的语言，没有语言的语言。
以上的区分可以用来指两类写作中的倾向：1，统一、整合倾向占上风的写作；2，矛盾激化倾向占上风的写作。即使在一个作家的写作中，这两种倾向也往往是轮流占上风的。
向陌生地的旅行探险为的是认识。越是陌生的，越是属于人自己的、本质的领域。但这本质不会自动显现，只有在人探索它时，它才展示自己。所以艺术家只有让自己处在陌生感的包围之中，才会获得看见本质的视力，从而对自己的精神史加以审视。如果马可不进行这种对本质的探索，忽必烈的思维就要枯竭。因为马可的探索是同世俗、同生命的一种交合，忽必烈的形而上学的推理一刻也离不了这种生命体验——他们两个人是一个人。
伟大的可汗啊，在你的王国的版图上，一定为这个大的费朵拉石头城和这些水晶球里头的小费朵拉城都留有空间。不是因为它们都同样真实，而是因为它们都是设想。前者包含着还未成必然性，却被当作必然性而接受下来的东西；后者包含着一会儿功夫后就不再可能，却被想象成可能的东西。
一些人说，这证实了这种假设——每一个人心里都牢记着一座城市，这座城市仅仅由差异构成，没有形态也没有轮廓，要由单个的城市来将它填充。
马可的回答是：“别处是一面否定的镜子。旅行者认识到他所拥有的是多么少，也发现他还没有拥有的与永远不会拥有的是那么多。”
假如所有的瞬间的存在是它的全部，佐艾城便是不可分的存在的所在。但是，为什么这个城市要存在呢？什么样的界线将里面和外面，车轮的隆隆声和狼的嗥叫声区分开了呢？
作者一方面谈到，导致经典重温的，正是那种全新的创造。经典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随精神的发展不断丰富、更新的母体文本。另一方面，在卡尔维诺这一类的艺术创造中，所有的灵感都只能是一次性的。这种创造中不存在任何借鉴，表层的、水平意义上的联想也同它无关。写作者必须以大无畏的勇气，彻底摒弃怀旧情调，才有可能继续前进。总之，这是一种从虚无中来，到虚无中去的陌生化写作，是将写作者逼上梁山的创造。最后，在这个世界上，美无处不在，关键只在于眼光的转变。艺术的每一次升级和发展，都会导致大批新城市诞生，并赋予古城更为动人心弦的经典之美——这个意义上的怀旧其实是进取性的重温。
旅行就是复活潜意识，深入陌生地区就是开掘潜意识宝藏，而潜意识里面包含可能的过去、也就是包含将来。可是人越努力探索，虚无感和挫败感往往越厉害，因为真理是一个抓不住的东西。艺术家必须承担这一切，用更为努力的探索来同自身的虚无感对抗。
既然如此，若将珍诺比亚划归为幸福的城市或者是不幸福的城市就没有意义了，按这两种类别来区分城市是没有意义的。如要区分，还不如按另外两种类别来区分：一类为历经岁月沧桑，仍持续不断地将它们的形式赋予欲望的城；另一类为在它们里面，欲望要么消灭掉城市，要么被城市消灭掉。
你不仅仅是为了买东西和卖东西到欧菲米亚来的，你来还为另外一件事：在夜晚，在市场周围的篝火旁，人们坐在麻袋上，木桶上，或躺在一堆堆的地毯上，每当一个人说出一些词，比如‘狼’，‘姐妹’，‘隐秘的宝藏’，‘战斗’，‘疥疮’，‘情人们’等，其他人便就每一个词讲出他的一个故事。这是关于狼、姐妹、隐秘的宝藏、战斗、疥疮、情人们等等的故事。
这是指创造中受理性支配的辨别能力。写作者心中有一个神秘的结构，他说不出那是什么。但只要开始写作，他就会隐隐约约地感到笔下的东西是否合格，自己正在朝什么方向前进。从这种意义上说，排除了理性的写作却又是高度理性的，是另一种层次上的“先入为主”，而决不是“乱写”。
城市建在高脚桩柱上，看上去十分脆弱，危险，实际上却具有一种整体的坚固。这是人的奇迹——既要远离大地，又依然要与大地保持沟通和联系。具有此种怪癖的艺术家在实践中将他心中的理想建造成了这种样子，所以珍诺比亚是矛盾冲突的产物，也是人性的必然。
……但是住在这些名字下面和这些地方之上的神灵已悄然离去，外来者已在他们的地方安家。
所以，在用精确的词汇对每个城市进行了基本的描述之后，他便进入了一种无声的评论。他伸出他的手掌……当事物的词汇为新的商品的样品所更新时，无声的评论的库存却在变得封闭，无变化。求助于这种语言的快乐在两个人身上都消失了。所以大部分时候，两人之间的对话停留在沉默和一动不动之中。
“你是为了解除过去的痛苦而旅行吗？”这是可汗此刻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成：“你是为了重获未来而旅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