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睁大眼睛辨认下面那黑暗之中的东西时，他在看什么？他看见了什么？当然，他是在看自己的灵魂，他从那里头辨认出了自己命运的结构。“我”是邪恶的，“我”却又能意识到自己的邪恶，所以“我”在逃亡中总想挣脱罪恶的圈子，从此洗手不干。“我”周围的那几个人比“我”更邪恶，也更强硬。“我”自己作恶还好像是迫不得已，他们却是出自本性。其实这几个人就是“我”自己的镜子啊，他们在促使“我”意识到“我”本性里头的邪恶呢。为什么赌场里的老虎机，追逐肉欲到死的妓女，还有“我”那无恶不作的前妻，会对“我”有不可抵御的吸引力呢？这不正好证实了“我”天生就是她（它）们一伙的吗？从“我”的行迹来看，“我”的确同这几个恶人没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在于“我”的内心，“我”自动被培养起来的那种宗教感。就是这种东西让“我”对自己做过的一切感到无比的羞恥，不断地痛下决心要洗手不干。这样，“我”才成了被追击的逃亡者。
在谋杀过程中，“我”时时刻刻感到，“过去”不但没被“我”摆脱，反而越来越沉重地压在“我”的背上，数不清的方方面面的关系将“我”缠在一个死结里头，“我”马上就要束手就擒了。死去的仇人的尸体让“我”和他的姘头伤透了脑筋，他生前毁了“我”的生活，死后还得主宰“我”的命运。而这个女人，这个从“过去”走出来的仇人的姘头，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家伙，她非常老练地帮“我”实行了谋杀，就像是为了断掉“我”的退路似的。她甚至由于谋杀变得更为兴奋，命令“我”马上帮助她达到性的高潮。多么奇异的欲望啊。然而这场性交活动对于她来说更像一种表演给死者看的仪式，或者说她在表演艺术的高潮——因谋杀“过去”而达到快感的极限。她，同样有一个不堪回首的过去，在谋杀产生的一刹那间，她的过去就同“我”的过去汇合了，我们两人的生命体验攀上了同样的境界。
那么怎样去开掘呢？写作和创造性地阅读。将这种工作坚持下去，人将战胜“眩晕”与厌世，他的眼前将会呈现隐秘的历史长河的轮廓。
“封面上作者的姓名有什么要紧的呢？让我们在思想上向前推进三千年吧，到那时，谁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书籍哪些会保存下来，谁又知道我们时代的哪些作家的名字会被记住？有些书仍旧很有名，可是会被当作无名氏的作品，就像我们今天对待吉加美士史诗那样；另外一些作家会一直很著名，但他们的著作却全然无存，就像苏格拉底的情形一样；也有可能所有幸存的作品全部归于某个独一无二的神秘的作者，例如荷马。”
“眼下我最想读的小说，”柳德米拉解释说，“应当仅仅由讲述的欲望作为它的动力，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地讲，而不是努力将生活的哲学强加于你。它仅仅让你观察它本身的生长，就像一棵树，仿佛枝叶在纠缠……”
“我”和那姘头将仇人的尸体搬进电梯，我们往上升时，“我”又回忆起“我”的另外的过去。这个过去是由“我”妻子和女儿构成的。当初“我”在逃脱仇人之际也逃脱了妻子——一个残忍的女人，时时刻刻忘不了将“我”控制在她手心。不久前她找到了“我”，向“我”发出了恐怖的信息，而且“我”女儿也被她重新掌握了。“我”的平静已经彻底失去了，“我”必须尽快拿到那笔钱，恢复从前逃犯的生活，不然“我”就会被“我”的妻子弄得窒息而死。
这里涉及关于创作的两种情况：一种是如上所总结的人类精神世界的共性，思维之间的交叉与影响、嫁接，遗传的属性。另一种更为内在，说的是一个作者的创造源头必然归结到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那种经过无数代人积累的、古老的记忆，或者说无底的集体潜意识。其线索的追踪只能通过创造性的开掘来实现。虽然所谓线索就像一团乱麻，理也理不清，但每一个作者（或每一种感觉）确实又是一个通往幽冥的世界的点。读者（或写作者）可以从那个点进入他的地下通道，这个通道将精神的大千世界与读者（或写作者）童年时在里面读过书的鸡圈连接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表层世界是无限复杂的，源头则是透明而单纯的。
“我”的对头永远在世界的各处搜捕“我”，他们知道，逃亡的人是不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迹的，何况是像“我”这样凶残的逃亡者，为活命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家伙。也许，他们收紧圈子，露出狰狞的面孔，就是为了看“我”能跳得多高。他们对“我”的拙劣表演很会意，脸上显出了幽默的微笑——哪怕你逃到天涯海角，你还是你！是啊，“我”必须逃亡；“我”必须洗手不干；但“我”往往又必须做一些更可怕的事，因为“我”不愿意死啊！因为“我”抵御不了那种黑暗的诱惑啊！
出版社是书籍的密林，在这里，各种知识交叉、嫁接，作者的身份杂乱而又暧昧不清。仿佛是从传说中的历史里面走出来的、“干瘪的、驼背的小老头”卡维达尼亚在这里负责作者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工作。或者说，他的工作是帮助书籍顺利地产生。在新型写作者的眼中，表层的经验世界绝不是像从陈腐观念出发的人想象的那样清清楚楚。人的感觉世界是一个万分复杂、让人眼花缭乱的世界。规律隐藏在底层，写作者感觉不到。以往的经验对于一名写作者来说也没有什么帮助，因为每一次前进都得从虚无中奋起。于是处在这种境况中的人的最大的敌人便是对自身的怀疑。在出版社里，一拨又一拨的人来找卡维达尼亚，企图从他口中得出关于他们自己的感觉的证实，以确定他们的创造的价值。但卡维达尼亚毫无例外地给予他们否定的回答，让他们落入长久的惶惑之中。如果你要坚持写作，你就只好忍受。这就是卡维达尼亚向这些作者们揭示的规律——即，求证，被驳回，再求证，永无终止。
这一篇的主人公“我”有一个“黑魆魆”的过去，“我”曾经是赌徒，还做过人贩子，也许血债累累。白天梦里，每时每刻，“我”都觉得有很多人要找“我”算账，“我”的过去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后来“我”终于解脱了自己，逃到一个地方躲起来，同女儿一块过一种安静的生活了。然而“过去”是不会放过“我”的，好不容易被“我”摆脱的一切重又回来了，“我”又象从前一样老毛病复发。为了利益，也为了自己的性命，“我”袭击了“我”的仇人，将他杀死，并同仇人的姘头一块制造假现场，以便顺利地拿到一大笔钱。
可是“我”是不可能逃脱的。做过的事无法一笔钩销，种种的关系就像越勒越紧的绳索，逃亡的前方则布满了鳄鱼坑似的陷阱。“我”已经知道，一次次出逃是“我”的本性；顺从于“我”那邪恶的前妻的无止境的欲望也是“我”的本性；杀死追踪者约约是出自“我”的本能冲动；隐居起来过一种清静的生活也是出自本能的复归的欲望。那么这一切只能说明，“我”的本性是由一种势不两立而又纠结不清的矛盾构成。啊，“我”那没完没了的心灵逃亡之旅啊。
在人生这张阴谋之网中，“我”是一名有自我意识的恶棍。“我”已不可能再考虑用洗手不干的方法来撇清自己了，“我”只能在心的深处痛悔、懊恼，一直到死。
柳德米拉追求的是根源性的阅读，她其实心底认为文学作品并无什么“结局”，她只想一本书接一本书地看下去，因为结局只存在于她的想象中。这个沉浸在自己感觉中的女人，不愿意书籍外的事破坏了她的美好感觉，她说她不愿意加入写书的行列，所以男读者只好自己一个人去出版社进行调查。然而柳德米拉自己也承认，在现代社会里，读书和写书的界线正在消失。这是因为无论是读还是写都正在演化为纯粹的创造行为，这样的创造天马行空，完全不需要任何规章约束，甚至根本不在乎自身是否属于文学，是否属于小说等等，也不要多少基本功的训练（此处令人想起博尔赫斯“胡乱归属”的本领）。看来，高级精神活动平民化的时代已经来临。谁能说柳德米拉的阅读是单纯的阅读，同创造无关呢？她不是用活生生的表演完成了辛梅里亚语教授的研究吗？
长期在这种地方工作，卡维达尼亚深通书籍方面的秘密。他告诉男读者说，这个庞大复杂的机构并不是有条不紊的，反而经常出问题。只要一个地方出点毛病，整个出版社就要陷入没完没了的混乱。卡维达尼亚博士在此讲述的是创造机制本身的状况。纯文学的写作永无现成规律可循，等待写作者的只是一波又一波的混乱的感觉浪潮，只有在浪潮里站稳了脚跟的人，书籍才会从他手中产生。而所谓规律，就是对于感觉的捕获，敏锐者才会出奇制胜。所以当“我”硬着头皮去追究探索时，卡维达尼亚总是给“我”一些模棱两可的回答。“我”不甘心，因为“我”抱着世俗的那种信念，认为一本正式出版的书，总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作者，故事也应有线索可循的。可是“我”越追下去越感到茫然，却原来一部作品完全不是起源于某一个作家的玄想，那源头万分复杂，像是张冠李戴，又像是多次转译、多人创作的混合物。总之，那源头绝不是清清楚楚的，越查下去线索越乱。“骗子”马拉纳这样说：
像“我”这样的人，什么都不信，一切都只能顺从冲动，迟早是要完蛋的。注定要完蛋的“我”，又受到方方面面关系的制约，除了任其自然，将余下的日子过得更为浓缩和惊险之外，实在也别无其它选择。然而不可否认，“我”的确经历过那么多的消魂的瞬间。比如同那姘头面对僵尸的性交；比如从保险公司骗保成功；比如甩掉尾巴之后短暂的缓解；比如同前妻曾有过的共处的幸福……“我”怎能抱怨我的命运？
电梯到达楼顶，“我”的回忆也结束了。三个与尸体很相像的男人在电梯口等待着“我”，他们是“我”的过去，也是“我”的将来。这一次，“我”将如何逃脱呢？
所谓“黑魆魆的下边”就是一个人的历史。艺术家是背负罪恶历史的、苟活的逃犯。这个故事里头有三条时间的线索在交叉：“我”的线索，仇人和仇人的姘头的线索，“我”的妻子的线索。其中“我”的线索又曾由另外两条线索发展出来。由此可以看出，追捕与迫害是永恒的，缓解是暂时的。你选择了艺术生涯，你就永世不得解脱，世俗体验变成噩梦，死的威吓成为家常便饭。但这却是最符合你的本性的一种选择，所有那些个恐怖电影，那些个荒诞表演，实际上都是你自导自演的。子弹还没有打穿脑袋，棺材盖子还没有最后落下，好戏还没落幕，你就得表演下去。越紧张，越惊险，你越能忘记向你逼近的结局。仇人既是你要逃脱的，又是你为之深深受到吸引的，是由于你内心深处那隐秘的需要，你才永远不可能摆脱他们。艺术家的本领，就是将罪恶的过去，变成阴谋的将来，并通过阴谋来改变既成事实。你永远失败，但失败中永远孕育着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