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这样的作家喜欢将灵魂深处的事物比喻成圈套或阴谋，因为那是对于你所习惯的事物的彻底背叛。这种背叛同政变很相似，其转折往往不可预测。人一旦卷入进去，就只能放弃惯性的判断，追随事变的进程。所以又说是圈套或陷阱。阅读者和写作者同属在世俗中“心死”的人，他们愿意进入这种圈套去经历心灵的洗礼——挣脱常识，追随感觉。
如果一位读者读到这些句子时满心惶惑，觉得抓不住要领，可又隐隐约约地被吸引；如果他从它们当中辨认不出任何有助于辨认的熟悉标志而又不愿离开，这就是最好的阅读状态。就作者来说，这也是最好的创作状态。圈套就是圈套，不能让你马上意识到它。作者在此处同时也是向我们透露，要进入这个故事，往日的阅读经验即使有用，也不会直接帮助你。你必须调动自己的一切感觉，除了这以外，你还得是那种对于文学的终极意义有过体验的读者，你的脑子里有一个那样的境界，那境界到底是什么，你说不出，但只要见到它的蛛丝马迹的流露，你立刻就会被吸引，正如你被这胡言乱语似的开篇独白所吸引一样。总之，讲述人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你有个准备，使你在不知不觉地进入阴谋时合上指挥者的节拍。
这是一个一切都看不透的地方，周围无比黑暗，小酒吧里虽有灯光，但空气中烟雾腾腾，使人即使要看也睁不开眼，即使睁开了眼也只看到一些模糊的影子在窜动。微弱而模糊的背景里有些喃喃低语，也许可以听懂某些字句，但听不懂它们的意思。像所有这些小站一样，那里有一个电话亭，但不论男主角往里头投多少硬币，对方也不会来接电话。对这个地方“我”很熟悉，可从未来过。读到此处，作为一名卡尔维诺的读者的我也不由得想到，这个地方我也像书中的那个“我”一样很熟悉（在卡夫卡、但丁等人的作品中），但我也同样从未来过。男主角“我”手里推着一个方形旅行箱，这个箱子是一个致命的道具，它连接过去，指向未来，它是这个阴谋事件的物质基础——虽然主人公暂时摆脱了时空来到这个过渡的空白地带，但过去的一切并没真正消失，它被压缩在一个箱子里头，他不得不将它时刻带在身边。这个箱子就是卡夫卡的《美国》中卡尔从家乡带出的那个箱子的新版本。这种箱子既不能寄存，也不能丢弃，“我”必须重新找到被强行切断的联系，完成一次生命的过渡。
然而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小镇生活的本质一下子就在“我”的眼前展开了。这个生活就是写作本身。人们进入这个悬置地带，以打赌（“无中生有”的营造）作为追求；主角们身上负载着生存的最大矛盾，在势不两立中延宕；“我”则处在要不要进入这种生活的犹豫之中（毕竟，那是多么温暖的回忆啊）。
这种逃亡其实也是一种突进，一种向着更深更黑领域的旋入。那么“我”为什么不愿再进入表面的生活呢？直接的原因是债务，更内在的冲动则是因为“我”要过一种本质的生活。这种生活被抽去了立足点，充满了凶险，因为赤裸裸的个人要靠“纯冲动”来维系自身的存在，即，你冲动，你才存在。而被“我”卷进去的读者和作家也面临同样的凶险。小镇车站，这个遥远的灵魂的居所就在“我”的本能的向往中出现了，与其说是上帝的安排，不如说是作者长期经营出来的奇迹。这里的酒吧里可以听到命运的喃喃低语，幽灵似的人们脸上总是同一种表情——一些本质显露的面孔。接下去发生的事揭开了谜底，但这个谜底依然是暗中发生的，如果读者注意不到，就仿佛什么也未发生过一样。
此章演示了如何写作，也就是如何进入艺术生活的问题。从表面的身份规定中挣脱出来的“我”，斩断时间和空间的连接，坐火车来到灵魂的入口，向内观察其中那朦胧显现的、深奥的本质生活。这种写作是戏中戏似的合谋，作者身兼多职——既是读者，又是灵魂各个层次的演员。而写作的历程则是由表及里的层层揭示。
事实上，这一点是确定了的：我要穿过这里而不留下痕迹。可是我在这里度过的每一分钟都在留下痕迹——我不同任何人讲话也留下痕迹，因为我作为一个不开口的人引人注目；我同人讲话也会留下痕迹，因为说出的每个词都会留下，之后又会带着引言的符号或不带引言符号浮现出来。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在这个长长的段落里，往假设上面堆砌假设，却没有对话的原因。在那层厚厚的铅字下面，无人注意到我的穿过，我得以消失。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人自愿历险，经历绝望的故事。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在那种不知名的小镇火车站，时间不明。男主角则是身份不明的“我”。切断时间和空间，将讲述悬置的方法，大大地解放了作者的想象力，使得文字的张力发生了飞跃，每一句话都不离艺术的本质。可以感到，作者的发明并不是经过理性的思考而产生的，他只不过是跟着感觉走，不知不觉就进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小镇，也是灵魂的入口。从叙述本身来看，又有点像一头扎进深渊——另一种永恒不变的时间。
由于“我”的介入，命运的鼓点一下子变得紧迫了。凶神出现，“我”必须继续“我”那逃亡的旅程，否则便是灭亡。但“我”毕竟介入过了，“我”又一次看到了真实的灵魂图象。当“我”在茫茫的黑夜里旅行之际，那个温暖的、弥漫着水汽和咖啡香味的小站，那几个忧郁的模糊的人影将会出现在我脑海里，给“我”慰籍，也给“我”勇气——“我”渴望的不就是这种小站的体验吗？人都有一死，一次次模拟这种死里逃生的游戏显然是作者最大的爱好。小站里的一切都具有神性，在那种欲望蠢蠢欲动的氛围里人最容易想入非非，因为是创造的瞬间啊。你渴望女性之美，女主角就出现了；你说出你的预见，你预见的那个人就真的出现了。当然，逻辑的最后阶段总是死神现身，不是真的死，而是拼死逃脱的表演。
“我”首先注意到这里的人们最大的娱乐就是打赌，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的琐事都要打赌。所谓打赌，就是强调事物的偶然性。但在车站这个特殊的地方，任何一件偶然的事都有它的必然的根源，并最终会实现这种必然性。所以人们打赌说皮货店女店主的前夫会到酒吧来，他就真的来了；人们还打赌说警察局长会随后而来，他后来也果然如期而来。在车站，必然性也要通过打赌来实现。如同在创作中一样。
这就是在那个寒冷的冬天的夜里所发生的一场灵魂深处的演出，一场凭空奋起似的搏斗，一次向命运的宣战。它的题目是《假如一位旅行者在冬夜》。
理想中的读者是什么样的呢？卡尔维诺一开篇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位作家决心在这个故事中与读者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关系，至于那种关系是什么样的，要在创作与阅读的进程中才会逐渐全部展示出来。第一章可以看作是关于这种令人感到陌生、不习惯的关系的暗示。
但是问题出现了：由于过去的那沉重的债务，现在“我”已不想再进入生活；并且“我”也不想死。“我”该怎么办呢？当男主角站在车站门口犹豫不决之时，阴谋中的逃亡已被他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了：
为什么纯写作永远是关于开端的写作呢？因为在这种写作的规定中，人只能在一个一个的异地小站中短暂停留。这种真空似的小站，不具备充足的供人呼吸的氧气。所以自由的境界只能体验，不能生活于其中。纯文学就是在这些异地小站中表演极限体验。即便如此，世俗中的人如果从未到过这种小站，将是多么大的遗憾啊。难道不是每个人都有“摆脱”的冲动吗？
接下去“我”的必然性也到来了，这就是警察局长。通过“我”与局长的对话，谜底才得以揭开：原来“我”是一名密探，打进敌方警察组织的人，此刻“我”正受到敌方的追捕，必须赶快逃命。在最后一刻，“我”体验了死神的逼近，搭上特快列车逃出了圈套——或者说，作者通过“我”身上的浓缩的时间体验又一次抓住了生命；或者说，作为卡尔维诺的小说读者，我又一次经历了一场特殊的灵魂洗礼。
作者用第二人称“你”来称呼读者，与读者讨论读书时身体应采取的姿势；灯光的亮度；阅读时可能抱的期望；对于一本书中的意义的追求等等。表面上，这种平等的讨论好象没有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是作者想要别出心裁地开始一篇小说。但如果仔细注意讲述人说话的语气，句子背后的暗示，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圈套，这个圈套是为那些自愿进入的读者设下的，当然，它也是作者为自己设下的。它的目的，也要在后面的故事中才会显露出来。
“我”在无名小镇的车站里进入对于“我”来说陌生的生活。最初“我”是作为旁观者来进入的，小站里的氛围对于“我”来说熟悉而又隔膜，但又总有某种说不出的吸引力牵制着“我”的注意力。“我”是一个不愿在世俗中生活的人，“我”愿自己成为那种随时可以消失的幽灵。在小站里呆了不久“我”就发现“我”的成为幽灵的想法破产了。“我”记起了“我”的“任务”，也记起了“我”作为一名下级间谍的身份，也就是说，“我”必须逃避追捕。
于是“我”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矛盾，开始同女主角进行那种戏中戏似的，具有神秘色彩的对话。在那种对话里，久远的、精神的记忆复活了，“我”不知不觉地向身旁这个美和温暖的化身靠拢。几乎是一瞬间，障碍就出现了，首先是手中的箱子决定了“我”不能同她交往，接着是她前夫的出现，暗示了我们之间的三角恋（过去？现在？将来？）。此时，读者将深深地感到：美是追求不到的，写作就是心在渴望中煎熬。惟一可以感到宽慰的便是，这种煎熬也是一种释放。
讲述人认为，理想的阅读姿势是骑在马上，两足插在脚镫里。他还说，首要的条件是双脚离地。至于灯光，一定要调好，因为这种阅读不便打断。他还希望读者读这部作品时只抱一种希望，那就是希望避免灾难降临。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作者心目中的理想读者是那种能够一开始阅读就将自己的世俗经验悬置，高度集中地闯入另一个世界的人。而这个人，他必定对同世俗现实有关的一切已经看透，已经心死，所以才把剩余的那点希望寄托在书籍里头。至于作品的意义，讲述人认为追求的核心应该是“新”。他所说的新，不是一时的新，而是永远的新。也就是说，读者和他自己应该选择那些具有永恒性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永远在读者心中保持“新”的感觉，并在时间的发展中不断得到解释。
女店主的前夫来酒吧是来看女店主的，他们之间多年来仍有着痛苦难言的牵挂，这种关系成了他俩一生中永远解不开的死结。作者在此并没有介绍他们之间关系的具体情况，因为那种介绍是题外话。作者只是要向读者显露：任何“阴谋”的产生，都是由于人的情感上那些解不开的死结导致的；人的情感冲突正是诞生这种“阴谋”艺术的母体，即，通过“阴谋”演习，来转移、释放情感。于是女店主的前夫走进了酒吧，就像一个必然性的符号。他和她之间的人生悲剧构成了酒吧氛围的基础。与此同时，“我”用“我”的从前的情感故事来同她与他的故事交叉，我们进入让“时间倒转”的讨论中。所谓时间倒转，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回忆，而是一种突进似的倒退，退回到人的深层意识，让旧矛盾在那个地方获得新形式。所以讨论一完毕，“我”就想换掉“我”手中的旧道具——旅行箱。但这个箱子却不会受意识的支配被“我”换掉，那是不符合阴谋的规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