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讲对后代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除了小说之外，对流行于宋、明的宝卷和盛行于明、清的弹词的影响尤为深巨。
从敦煌的发现看，变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敷衍佛经经文或佛经故事的，如《维摩诘经变文》《阿弥陀经变文》《地狱变文》《降魔变文》《大目连冥间救母变文》《丑女缘起变文》等。另一类则完全离开佛经，而以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为题材加以演绎发展而成，如《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捉季布传文》（又名《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王昭君变文》《董永变文》《秋胡变文》等。
唐代的变文，分为僧讲和俗讲两种。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听讲的对象不同。僧讲的对象是出家人，这是为了让僧众对佛教的教义有进一步的了解；而俗讲除了有向群众宣传佛教教义、扩大佛教势力的目的之外，还通过讲唱聚敛财物。当时，讲唱变文很受人们的欢迎，有时甚至达到了观者如堵、万人空巷的地步。韩愈《华山女》诗说：“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姚合《赠常州院僧》诗说：“古磬声难尽，秋灯色更鲜。仍闻开讲日，湖上少渔船。”《听僧云端讲经》诗说：“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寺院开讲之时，到了“湖上少渔船”，“酒坊鱼市尽无人”的地步，可见变文在当时是何等地受欢迎。
俗讲的繁荣，也造就了一些从事俗讲的僧俗艺人，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活跃于中晚唐时候的文溆和尚了。段安节《乐府杂录》“文溆子”条记载，“长庆中（821-824）俗讲僧文溆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他的俗讲，连皇帝都爱听，《资治通鉴·唐纪·敬宗纪》记载，“宝历二年（826）六月己卯，上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唐文宗时，他还进皇宫讲唱。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商业的发达，市民阶层的队伍迅速扩大，因此，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大大提高，以敷衍故事为主要内容的说唱文艺也就逐渐流行。
说唱文艺一般分说和唱两部分，说的部分是散文或六朝以来流行的四六文；唱的部分一般是五、七言或杂言的叙事诗。这种说唱文艺既流行于民间，也流行于寺庙道观。自南北朝以来，佛教僧众就采用这种讲唱结合的方式讲经，用以启示听众。为了让一般听众能够听懂深奥诘屈的佛经，就必须采取通俗化的讲唱方式来讲唱经过加工的通俗化的经文，这就是“变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