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种灾祸使人变得毫无节制，正如与此相反的饥荒一样：人们需要规矩节制。费城严格的感化制度只用“厌烦”当作唯一的惩罚手段，他们所用的方法是单独禁闭和闲暇，人们发现这种方法非常可怕，甚至导致犯人自杀。正如疲倦是人们不断的祸患一样，厌烦则是现代世界的祸患。在中产阶级的生活中，星期日代表厌烦，其他六天则代表疲倦。整个人生完全在欲望和满足欲望之间交替。
生命好像一片海洋，充满着暗礁和漩涡，人类小心翼翼地避过这些暗礁和漩涡，虽然他知道，即使拼尽全力使尽技巧而通过，然而还是一步一步地接近那最大的、无法避免的以及无法挽回的暗礁——死亡。我们正向着它航行，这是历尽艰辛航行的最后目标，对他来说这比逃过一切暗礁更糟糕。
因此，几乎所有摆脱困乏和忧虑的人，虽然最后抛掉了一切重担，可是无聊和厌烦又成为一副重担了。因此他们认为能够消磨每个时刻是一种收获。从前他们运用所有力量尽量保持长久的生命，现在却认为每少一刻就是一种收获。厌烦是一种不应轻视的灾祸，它在人们脸上刻画出真正的绝望。厌烦让那些彼此不相爱的人热切地彼此追求并就此成为社交的来源。并且基于政策的动机到处采取公共预防的方式来预防其发生，就像预防灾难一样。
身处逆境应保持平静，
最后，如果找不到其他出路，这些满载着意志的负面情绪会以厌倦、忧伤的方式表现出来，然后我们又得用种种方法摆脱厌倦。即使我们最后能够驱走厌倦，也是有代价的，因为我们很难驱走厌倦而又不让痛苦重新落到我们头上，因此意志的把戏又从头开始，整个人生都在厌倦和痛苦之间来回摆动。人生观既然如此抑郁，我会把注意力转到可以让人生得到安慰，甚至斯多亚学派那种对自己眼前的不幸漠不关心的心性伦理观上面。我们之所以不能忍受这些，大半是我们认定痛苦是由一些比较复杂的原因造成的。
所以必须避免它们，而所有突然产生的过分悲伤却像是从高处骤然落下，因此这种错误想法的消失也为它所限制。如果我们充分控制自己，冷静地就全体及其关系方面去看待事物，始终不让它们给予我们奢望拥有的种种特色，就可以避免痛苦和无聊的反复折磨。
过分的喜悦和刻骨的痛苦往往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它们彼此互为条件也都取决于非常的心灵活动。像我们刚刚看到的一样，两者产生都不是由于现在所有的东西，而是由于对未来的期望。但是，由于痛苦乃生命的必然现象，而痛苦的程度也取决于主体的本性，外在突然的变化总是外在的，这就无法真正改变痛苦的程度。在极端喜悦或忧伤的基础上往往存在着错误和谬见，在这里，两种心灵上的过分紧张必须借助知识来避免。
引起自杀的种种动机是非常不同的，对任何动机我们都不能说它强烈到足以导致自杀，甚至也不能说它很可能导致自杀，也没有什么动机微弱到一定不会引起自杀。现在虽然我们心情开朗或忧愁的程度不是和往常一样，然而由于这个看法，我们不会把它归因于外在环境的改变，只会归因于内在情况的改变，如身体状况的改变。
只有在产生这些变化之时才会对我产生极大的影响，如深忧和狂喜，但两者很快就消逝，因为它们是建立在幻想和错觉上面的。它们不是来自当下的快乐或痛苦，而是来自预期的新未来的开启。只有借未来之助，痛苦或快乐才能反常而暂时增加。
斯多亚学派伦理学的主要目标是使心灵摆脱一切妄念及其种种不幸的恶果，也是使心灵获得一种无法扰乱的平静，正是这种洞察力使贺拉斯在下述诗歌中表达他的灵感：
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中随处见到这种情形。例如他们把字写在自己可能到过值得一看的地方以便影响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什么能影响他们。看到一只珍奇动物而不能自已，一定要逗弄它，和它玩玩，他们的目的只是去经历刺激和反应：意志需要这种刺激，在牌戏现象中表现得非常特别，这是人类不幸的一面非常特别的表现。
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纯粹理智上的快乐不容易得到。他们几乎完全不能获得纯粹知识的快乐。他们完全沉溺在意志活动中。所以如果要他们对任何东西都产生同情感，如果要他们对任何东西产生兴趣，就要用某种方式刺激他们的意志，即使只通过遥远的以及不可靠的关系：不要将意志排除在这个问题之外，因为他们的生存大多靠意志，根本不是依靠“认知—行动”这种模式，生命意志的规则是“刺激—反应”，这才是决定他们生存的唯一因素。
基于上面提出的假设，我们可以说，大部分痛苦感和快乐感都是主观的和先天决定的，“认知”的情形就是如此，我们可以加上下面一段话以做证明：
一般说来，占据整个人生的是担心如何在日新月异、难以满足的必需品之下维持生命。还有一种需要，直接和这个需要有关，即类的繁殖。在同一时间内，受到各方面极不相同的危险的威胁，需要不断地注意避免这些危险。他小心翼翼地以焦急的眼色环顾周围，寻找道路，因为有无数意外事件和敌人在环伺待机。对他来说，没有安全的地方。
现在，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生命的痛苦和不幸可能增加到让整个人生都在逃避的死亡变成人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宁愿早点死亡；另一方面，一旦摆脱了痛苦和困乏，厌烦又随之而来，因而不得不需要娱乐消遣打发无趣的让人备受折磨的时光。生存竞争是一切生物忙碌不停和持续活动的原因。但是当生存有了保障以后却又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于是他们持续不停的另一件事是：努力摆脱生存的重担；设法消除对生存的重担的直接感受；“消磨时光”；逃避厌烦感。
希望和满足就这样彼此相随，既不太快也不太慢，确实减少了痛苦并构成快乐的生活。如果我们变为超越现实存在且漠不关心的旁观者，则我们用诸多方式称之为生命中最美部分的，即与一切意志无关的纯粹知识、美感快乐、艺术中的真正乐趣，将只是少数人所赋有的，因为这需要稀有的才能，而对这些少数人来说只是短暂的梦。甚至这些少数人因较高的理智能力的关系，也比那些比较迟钝的人更容易感受痛苦，同时由于一种与他人不同的本质，也不得不处在寂寞的孤立状态中。
因此他的痛苦和快乐根本不是受外来因素决定的，只是在某种限度下由某种自然倾向所决定的，而这种限度这种自然倾向，由于物质环境的关系，在不同时间的确可以感到某种程度的增加或减少，然而整个看起来却永远是一样的。
除此以外，通过这种对痛苦的看法以及所谓的另一痛苦替代这一痛苦；因前一痛苦的消逝而带来新的痛苦的看法可以使人达到矛盾但并不荒谬的假设，即每个人身上必然具有的痛苦的限度取决于其本性，不论痛苦的形式如何变化，痛苦的限度却既不可能是完全没有，也不可能强烈到忍受不了。
于是，虽然我们和自己的命运相左，自己的生存状态还是容易满足的，因为我们完全漠视这一事实：痛苦是生存本身中必然的现象而真正的满足是不可能的。这种结果多少有点令人悲伤，是不断地忍受一种巨大的痛苦以及忽视由此而来的一切较小的忧愁或快乐；因此也是比那不断地抓住日新月异的错误想法较为高尚的现象。
身处顺境也不可过分喜悦。
无意识的自然的内在生命是一种没有终结、没有休止的追逐、挣扎，而当我们考虑到动物和人的本质时，这种情形就更为明显。意志和挣扎是动物的整个生命情形，这种情形可以和口渴的情形相比。但是一切意志的基础都是“需求”、匮乏，因此也是痛苦。从生命的角度来看，动物和人的本质总是受痛苦支配的。
人类的快乐和沮丧显然不是取决于外在环境如财富或地位，因为我们在家人当中，见到的愉快面孔，至少和在富人当中见到的一样多。
这种情形也和下述观察结果相符，即如果一个巨大、急迫的忧虑因幸运而从心中拔除了，另一个同样的忧虑立刻会取代它的位置，整个事实早就在那里了，只是无法进入意识之中形成忧虑，因为没有形成忧虑的余地，所以这个忧虑的事实还不明显，它隐藏在意识深处没有被人发现。但是现在既然有了表现的余地，这个已经存在的事实就立刻表现出来并且占据原有忧虑的地位。如果它的内容比起那已经消失了的忧虑更为明白的话，就会知道如何把自己弄小一点以便在大小上和原来的忧虑相等，像原来的忧虑一样完全占据它的位置。
我们要经常记住，
从本质上看，希望就是痛苦，达到希望立刻带来满足感；这个结局只是表面的，占有得来的东西很快失去吸引力，希望、需求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若希望、需求不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接着而来的就是绝望、空虚、厌烦，对抗这些东西的争斗与对抗困乏的争斗一样困苦不堪。
这个假设不但为下述大家熟知的经验所支持，即巨大痛苦使我们不再能感受到细微的不幸，反之，解脱了大痛苦则使最微不足道的不如意之事也会折磨我们，并且让我们心情不佳。而且经验还告诉我们，如果巨大的不幸真的落在我们头上，一旦克服它最初的痛苦，那么我们的性情大体上就不会改变；反之，在获得预期的快乐以后，从整个人生的长久方面来看，我们并不会觉得自己的境况比以前好多少，也不会感到处境比以前更适宜。
可是，大体说来，我们不愿意接受那种堪与苦药相比的知识，即痛苦是生命中的必然现象，因此不是从外面加到我们身上，而是每个人的内心都带有这种痛苦的永久泉源。相反，我们却不断寻找外在的特殊原因，寻找一种能解释为什么痛苦总是跟随我们的原因，正如自由自在的人把自己当偶像。我们不停地追求，从一个愿望到另一个愿望；虽然所有的满足不管能给我们多大希望，一旦我们想到它反倒不能感到满足了，只会成为让人羞耻的错误，然而我们却不知道自己是白费气力，仍旧执迷于新的欲望。
另一方面，如果因为太容易获得满足而使它丧失欲求的对象，就会产生可怕的空虚和无聊，换句话说，它的生命和存在本身就成为无法忍受的负担。因此它的生命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厌烦之间来回摆动。这一点也必须以这个方式表现出来，在人类把一切痛苦和烦恼都当作是人间地狱之后，天堂所剩下来的，除了厌烦以外，就是无聊了。
在每一个被知识启示的阶段中，意志都表现为一个体。人类发现自己是无限时空中的有限个体，因此和无限的时空比起来，人类的规模近乎一个行将消亡的数量。人被投掷到时空里，而由于时空无限因而在时间中只具有相对的存在而没有绝对的存在，在无穷的时空里只占据有限的一部分。人真正的存在只是现在、当下，而无限地奔向过去则是不断地跃向死亡，是悄无声息的慢性死亡，这是生存的真相。
一般说来，我们不会对那些必然而普遍的不幸感到丝毫悲伤。例如老年和死亡必将来临以及许多日常生活中的不如意处，我们大可不必介怀。我们感到忧伤的是：环境多变，世事无常。但是我们若能认识到，那种痛苦是无法避免的，也是生命中的常见现象；如果我们能认识到，除了此种方式以外没有东西依赖偶然机会，即使没有现在的忧伤，也会有另一种现在还没有出现的忧伤来占住它的位置。所以，在根本方面，命运能影响我们的少之又少；这种想法，如果变成了活的信念就可能产生相当程度的斯多亚式的内心平静，也会大大减少我们对自己幸福的焦虑。但是，事实上，理性对直接感受到的痛苦这种有力控制的情形很少出现甚至决不出现。
所有过分的喜悦往往建立在错误的想法上，即一个人在生命中发现决不应该发现的东西：一种令人烦恼的欲望和需求以及时时须应付这种欲望和需要。而后他必然会从这种错误的想法中回过头来，此时就必须为它付出剧烈痛苦的代价，这种对痛苦的感受也如此前的喜悦那样深刻。
整个地看来，根据我们的假设，痛苦和快乐的限度时时刻刻都是主观决定的，而忧愁的动机也和那种情形有关，正如身上一个脓包关系整个身体一样。在那个时期以内，我们本性所必有而无法摆脱的痛苦，在没有遇到外来确定原因的情形下会化分为许多细碎的项目，并且以现在完全没有注意的许多小小烦恼和忧虑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忍受痛苦的能力早就为将一切痛苦集中于一点的主要的不幸灾祸所占满。
但是不管自然和命运能完成什么，不论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不论他拥有什么，构成生命本质的痛苦都无法去除。不断地努力除去痛苦，除了让痛苦改变表现的方式以外，就无其他了。从根本上看，痛苦就是匮乏、欲望、渴求保全生命。如果我们能够用这种方法去除痛苦，它会随着年龄和环境差异以各种方式出现，诸如色欲、热爱、忌妒、羡慕、憎恨、焦虑、野心、贪欲、疾病等等。
因此它永远继续向前进行，变得更为稀奇，假设以某种性格的力量为先决条件，直到最后达到一种不曾满足也无法放弃的愿望为止。在那种情形下，我们似乎发现了自己所要寻求的东西，似乎发现某种能够解释自己痛苦来源的东西却没有发现自己的本性。
但是构成意志每一种具体表现的内在本质不断挣扎，在客观化的各个较高阶段中，获得最主要和最普遍的基础，事实上，意志在这里表现为生物体，时刻都需要滋养；而使这个需要获得力量的正是下述事实，即这个生物体仅仅是客观化的生命意志本身。作为意志最彻底的客观化的人类，在同样程度之下，是所有生物中最贫困的；他是具体的意欲和需要，是由无数需求凝结起来的。他随身携带这些需求活在世界上，依赖自己的需求以维持生存，除此之外，对任何东西都不相信。
因为当我们的心情渐趋平静，甚至达到喜悦的程度时，这种情形的发生就没有任何外来的因素。诚然，我们时常发现自己的痛苦只是由某种确定的外在关系而产生的，显然我们也只因这种外在关系而抑郁悲伤。因此我们相信，只要去除外在关系必然产生最大的满足。但是，这是幻想、错觉。
大多数人的生活只是一种无知无觉的生存竞争，最后也多半会在竞争中失败。但是，他们继续这个令人厌烦的战争与其说是因为对生命的爱，不如说是对死亡的恐惧。现在死亡必将来临，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随时都可能从天而降。
如果我们从肉体方面来看，走路显然只是防止倒下的持续运动，同样，我们身体的生命也只是不断地防止消逝的有机活动，也只是一直在延迟的死亡。最后，我们心灵的活动同样也是不断延迟的倦怠。我们所呼吸的每一口气都是抵挡那不断降临自己身上的死亡。我们用这种方法时时刻刻和死亡搏斗，并且我们每吃一次饭，每睡一次觉，每做一次防寒保暖，都是经过和死亡较长时间的竭力搏斗。
最后，死神胜利了，自出生之时我们就在死神的支配之下，在吞噬牺牲品以前，死神只想用极短暂的时间戏弄牺牲品。不过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和忧虑尽可能地延长生命，就像尽可能地把肥皂泡吹得大、吹得时间长一样，虽然我们明知肥皂泡终必破裂。
除了造成现在的可能结果以及其中所表现的意志以外，过去的生命已是完全过去了的，没有生命的，不再存在的生存态势；所以在理论上，不管过去生命的内容是痛苦还是快乐，对他来说都无关紧要。但是现在的生命永远在他手上成为过去，未来又完全不定也永远短暂易逝。因此即使我们只考虑形式的一面，人的生存也只是迅疾地从现在奔向没有生命的过去，因此也只是一种永恒的消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