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它必须含有抽象陈述，必须含有关于整个世界本性的解释，必须包含整体，也必须包含所有部分。因此，为了不让自身消失在特殊判断的无限杂多中，它必须运用抽象作用，并用共相来思考一切个别的东西，也用共相来思考一切个别东西之间的区别。
从这种双重生活中产生了人类所特有的恬静心境，但和动物的无思无虑完全不同。根据以往的反省思维或既定的决断或公认的必然性，这种恬静让人在冷漠的心情之下遭遇或完成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自杀、死刑、决斗，一切危及生命的行动。
正因为世界的各个部分属于同一整体，各个部分之间趋向一致，世界的摹本也一定存在着这种一致。所以整体系统的种种判断可以从其中的各个部分里推演出来。要产生第一个判断，各个部分必须整个地出现在我们对世界的具体认识中，先包含在具体知识中。正如所有直接证明比间接证明更确定一样；各个部分同时出现要比依次出现更确定、清晰。
到现在为止，感性和知性在同一时间内，只能理解一个对象；因此所有持久的，经过安排的和有计划的活动，必定来自种种原则，来自抽象知识，也必定依据这些原则而实行。例如，由知性得到的因果知识，比任何可用抽象方式来思考的东西要完整得多、深刻得多，也彻底得多。只有知性才在知觉中直接而完整地认识杠杆、滑轮或齿轮效果的本质，才认识拱门固定不移等等。
因此，除了具体的生活，人类时常过着一种抽象生活，这很奇妙，也非常值得注意。在具体生活中，人是现实生活风暴的牺牲品，也是眼前势力的牺牲品。他必须奋斗、受苦，然后像动物一样死去。然而他的抽象生命，正因为面对自己的理性自觉，所以是对具体生活静寂的反省。我们所参考的就是那简单的蓝图或计划。
同样，在对抛物线、双曲线和螺旋线的本质及构造的纯粹知觉中，我们也具有完整的知识。可如果我们想把这个知识实际地运用出来，就必须先变成抽象知识，由此，一定会失去它的直觉性质或知觉性质。但在另一方面，却获得了作为抽象知识的确定和精确。微积分实际上没有扩充我们关于曲线的知识，它所包含的都是早已在这条曲线的纯粹知觉中的。但是，它改变知识的种类，它把直觉改变为抽象知识，这种抽象知识在应用方面相当重要。
凡是没有得到不需任何“理由”的解释，都只能算是一个被认识的神秘特质。但是，这是每一种自然力量的原始特性。自然科学的每一种解释的最后结果都是这种神秘特质，因此都显得晦暗不明。
所以，有智慧的人远离欢乐和忧愁，任何事情都不能扰乱他的心情。
然而，斯多亚哲学却告诉我们，只有通过内心的平和与精神的宁静才能真正达到幸福生活，而内心平和与精神宁静又只能通过美好完满的德行才能达到；这是所谓“德行就是至善”的真谛。
现在，对知识来说，由于理性只以复制的方式来获得所需要的东西，因此，实际上它并没有扩充我们的知识，只是给予另一种形式。我们可以用抽象方式概括地认识原先以具体方式在感官知觉中所认识的东西。但是这一点比初看时重要得多。因为它完全基于一个事实，知识已变为理性的或抽象的，它可以保留下来，可以传给别人并广泛应用于实际事物上。感官知觉形式的知识只适用于特例，只涉及最接近的东西。
在哲学中用这种说明不会得到任何结果，对哲学来说，与它联结在一起的模糊关系，都是一种问题。这种模糊的关系，在解释了“连接”是怎么回事以前和以后，都是个问题。科学所假设的、当作解释基础和限制的，正是哲学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说：科学停止的地方，就是哲学开始的地方。
与低等动物不同的人类，由于有了理性，对整个生命生发的多样观点，可以和现实生活的几何的、无趣的、抽象的、简单的计划相比。所以，他和低等动物的关系，就像航海家和没有受过教育的水手之间的关系，航海家借助航海图、罗盘和四分仪随时随地准确地知道自己的航线和海上的位置，而水手只能看波浪和天际来预估。
哲学是最普遍的理性知识，哲学的原则不能从更普遍的另一种原则中得来，矛盾原则只是建立了概念之间的一致，却并不创造概念。充足理由原则只是在解释现象之间的关联，并不解释现象。所以哲学不能基于这些原则去寻求关于整个世界的“生成的原因”或“终结的原因”。至少，我的哲学不会用任何方式认识世界存在的原因或理由，只想认识世界的本相。
因此，理性知识是一种抽象知识，是理性所特有的而与知性不同的知识。
因此使他充分享有和其他理性动物不同的尊严。虽然在其他意义下，我们无法谈到这种尊严，然而在这个意义之下却可以谈到。
至于各种科学内容，往往是世俗现象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根据充足理由原则，在“为什么”三个字的驱使之下种种现象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只在充足理由原则之下才有意义、才有效力。平常我们所谓的“解释”就是建立在这个关系上。所以除了在充足理由原则中显示的两个表象以外，“解释”永远不能有更多的表示。
塞涅卡在他的著作《论美德》中说：“没有人可以永远戴着面具，伪装和矫饰总会露出马脚。”通常，我们也发现确实如此。当人类为生活所迫，需要当下直接的结论、大胆的行动、迅速和确切的了解时，理性是需要的；但是，如果理性占据优势，就会破坏其他一切。同时，由于困惑混乱，理性会阻碍直觉的、直接的发现以及基于单纯知性的正确把握。因此，也将造成踌躇不定。
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看到理性支配动物性达到什么程度，而我们对强者说：“你真是铁石心肠。”（《伊利昂纪》）我们正可以说，理性在实际中表现出来的，在行动受理性指导的地方，动机成了抽象概念；在我们不被特殊的知觉表象决定，也不被支配动物的一时印象所决定的地方，实践理性表现出来了。
有两种东西是完全无法解释的，它们都无法归结到充足理由原则所表明的那种关系之中。这两种东西是：第一，四种形式的充足理由原则，它们是所有解释的原则，只有和这些原则有关，“解释”才有意义；第二，物自体，这些原则没有涉及物自体，物自体却能作为一切现象的根源。关于物自体的知识向我们证明：物自体不服从充足理由原则。
所以，人类共有的许多无法避免的灾祸、无法获得的幸福，都不会让我们不安、烦恼，只有那些无关紧要而我们又能避免的东西，才会让我们不安、烦恼。其实，不但无法避免的东西完全不会使我们困扰，那些仅仅相对地无法避免的东西也是如此。
所以，古希腊哲学家安提西尼说：“如不领悟，只好上吊。”就是说，生命充满了烦恼，我们必须借助正确的思想来超越生命、脱离生命。我们知道，需要和痛苦不一定直接来自匮乏，而是来自求而不得。所以，这种求而不得是唯一使“未得”成为缺陷而产生痛苦的必然条件。人类也从经验中了解到，只有对某种需求的东西抱有期望时，才会产生欲望、滋长欲望。
如果歌唱家或音乐家想拿反省思维来指导自己的表演，那么永远也唱不出来。这种情形对作家、画家和诗人也一样。在艺术中，概念永远得不到结果。概念只能在技术方面指导艺术，只有这样才是科学的。我们将在第三卷中，更详细地讨论为什么真正的艺术都是从感性知识而来而绝非从概念而来。
这种一致让世界的各个部分共同结合在同一种思想之下。这种一致，来自知觉世界本身的一致和统一，是它们共同的知识基础。所以我们不必运用这种一致来建立知觉世界的一致和统一，不要把知觉看作先于世界各个部分，知觉只是用来肯定世界各个部分的真实、明确的认知能力。这个问题，只有等到解决时，才能让人彻底明白。
我对斯多亚哲学伦理体系的看法，要在本书讨论“理性是什么以及能做什么”那部分来解释。但在某种范围内，通过理性运用，通过纯粹合理的伦理学体系，也许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虽然经验告诉我们最幸福的人往往是具有实践理性的哲学家。
理论哲学家把生活概念化，而实践哲学家却把概念生活化。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这种方式无法达到完美境界，而适当运用的理性实际上也无法让我们解脱生活的负担和忧愁而达到幸福的境界。相反，如果你想没有痛苦地活下去，就会陷入“幸福生活”这个名词暗含的矛盾中。凡是明白下面解释的人，就会完全理解这一点。因此，在这个完全遵循理性的伦理体系中就看不出这个矛盾。
但是由于我们刚才所说的知觉知识的特殊性，它只能用到直接表现的东西上面，单纯知性永远不能教我们建造机器或房子。理性必须拿抽象概念来代替知觉表象，并把抽象概念作为活动的指南。如果它们正确无误的话，预期的结果就会出现。
同样，我们也可以说，一切痛苦都来自我们所要求、所期望的东西和实际得到的东西不成比例。现在，这种不成比例显然只存在于知识方面；通过更完满的洞见，可以完全消除这种缺陷。所以，克里西帕斯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适当了解到世上万物倏忽即逝。
根据斯多亚伦理学的精神，人类的伟大特权，借助有计划的行动而使生活负担大大解放的理性也不能直接解除生命的不幸。换句话说，不能借助单纯的知识而完全解除生命的不幸。借助理性来认知和思想的无限事物和周遭环境，因短暂人生中的偶然事故，竟然遭受来自强烈欲望和憎恶的剧痛、焦虑和痛苦，他们认为这和理性的特权不符；同时他们认为，理性的适当应用应该使人类摆脱痛苦。
他不曾运用自己的理性获得生命的一般知识，因而缺乏判断力。他没有在具体事物中认识自己所知晓的东西，因而感到震惊，失去了自制力。所有深深感到的快乐都只是错误和幻想。因为任何得来的希望，都不能维持长久的满足，而且一切所得和快乐都是偶然得来，能够维持多久也不一定，可能很快又失去了。所有的痛苦都来自这种迅速消逝的幻想；两者都来自有缺陷的知识。
所以，它必须一方面是分离的，另一方面又是联合的，哲学的这种双重性就是为了借助抽象概念，根据自身本性所了解的整个世界的摹本，将之表现在合理知识之前。哲学用抽象概念决定世界的本性，通过这些概念，必定认识了一切个体和共相。所以关于这两者的知识必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其实，人类行为方面也是一样，在压抑、克制自私和兽性的显著表现方面，概念只有消极的价值：所以，文雅的态度是自我压抑、自我克制的良好的产物。但是，行为方面一切动人的、仁慈的、可爱的表现，一切亲切和友谊，必定不是来自概念。如果来自概念，“我们就会觉得是故意的，很不正当”。所有人性的伪装，都是反省思维的结果，但是，它不能经常保持连续性。
因为上面所说的伦理体系直接以德行本身为目的，也不允许人类为了避免痛苦而结束生命。可是在这些伦理体系中，没有一个体系可以提出反对自杀的真正理由，他们只是尽力从各面搜集虚假的解释。真正的理由将在本书第四卷中提出来。
最后，美德和神圣不是从反省思维而来，而是从意志的深处来的，也是从意志对知识的关系来的。对这方面的说明属于本书另一部分。不过，这里我可以说，有关伦理学的信条，在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类理性中都一样，但每个人的行为方式则不一样。反之，行为方式的差异也没有造成理性上的伦理信仰的差异。
于是，哲学便接手科学的工作，用本身特有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用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这种方法和科学方法完全不同。
所以，哲学是普遍判断的总和，它的知识基础来自整个世界本身，包括在人类意识中发现的一切；哲学就是用抽象概念对这个世界所做的一种完整概述，一种反省思维，而这种反省思维只有在它把某一概念之下相同的东西联结起来，把不同东西归结为某一类时，才可能出现。
从事哲学思维的能力，就是柏拉图所谓的能够获得“多中之一”的知识和“一中之多”的知识的能力。
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不能再问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所证明的关系，绝对无法想象成别的关系；换句话说，它是一切知识的形式。所以我们不问为什么二加二等于四，也不问为什么三角形中三个角相等决定三个边相等，不问为什么结果随着既定的原因而来，更不问为什么结论真前提就一定真。
总之，完成他的整个动物本性所反抗的东西。
如果目的渐渐消失于手段之中，同时以一种与幸福生活过于矛盾，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德行教诲方式来促成自己的幸福生活。那么，这正是上面所说的那些矛盾之一，即在任何体系中，由于这些矛盾或直接知道的真理，我们就回到违反三段论推理的方法上。例如，我们在斯宾诺莎伦理学中看到，斯宾诺莎伦理学用诡辩从自我中心的功利主义推演出一套纯粹的道德学说。
概念有一种性质，这种性质、概念好像镶嵌的石块，这种性质、知觉永远和它们近似。就是这种性质，使得概念不能在艺术中创造出好作品。
任何嘲笑无法使善行动摇，任何教士攫取的赦免权也无法让他从恶行中解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承认，为了追求有德行的生活，理性的应用还是需要的；理性不是德行生活的渊源，而只有附属的功用：就是保持决心，提供能支持脆弱的格言，使行动前后一致。在艺术中，概念所担任的角色也是一样，和它的主要内容也没多大关系，有助于艺术品的完成，因为天才不会随意产生，各个部分都必须结为一体。
但是在这里，理由或原因隶属于真相，“为什么”隶属于“什么”，因为“为什么”早已存在于这个世界，通过种种现象形式，只有通过充足理由原则，“什么”才会产生，才有意义与效力。其实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无须帮助就认识世界是什么，他自己就是认识主体，而世界只是知识的表象，主体足以认识任何表象。
他不能运用自己的智慧，而他内心的完全平和、满足和幸福也直接和人性相矛盾，并且我们对他这种无欲无心之人不能形成任何具体明确的观念。和斯多亚哲学家比起来，那些征服世界的人以及印度哲学中所描写的隐修士显得多么不同；基督教的圣徒，那种充满强烈的生命真实意义的独行者，虽然处在极度痛苦之下，却以完美的德行，以神圣和崇高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和斯多亚哲学家比起来，这种人才是真正的超凡脱俗！
在这种安静思虑的环境中，一个人觉得过去彻底支配了他，强烈影响了他的只是枯燥无趣的东西，当下和他也无关：他只是旁观者。这种从现实生活退到反省思维中的情形，可以和演员相比。演员曾在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也置身在观众之中，在重新走上舞台之前，静静地观察，看看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即使是迎接自己的死亡也是反省的状态；但是只要他再度走上了舞台，在那里活动、受苦，就像他过去所必须做的一样，没有反省，只有直接的体验。
从根本上说，斯多亚伦理学不是道德学说，而只是达到理性生活的指导，它的目的是通过内心的平静来求得幸福的生活。其中的道德行为只是偶然的，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所以，斯多亚的道德理论，与那些直接重视德行本身的伦理体系，如吠陀的伦理学说，柏拉图、基督教和康德的伦理学说，是有着根本不同的。
我们认为，行为应该受感情支配，不应该受概念支配，因此只应该受伦理类型的支配。信条完全占据了无益的理性。但行为最后却循着它自身的路线，与信条毫无关系。一般地说，不是根据抽象的规则，而是根据非言说的格言更能恰当地表现人格，这种格言的表现就是人的全部性格。所以，不管各个国家的宗教信条如何不同，在所有国家中，良善行动总会伴随着无法形容的满足；而邪恶行动总是附带着无限的悔恨。
如此一来，我们在斯多亚哲学的伦理体系和上面所说的那些伦理体系之间发现显著的对立。
它不能建立在种种证明之上，这些证明从已知原则推导到未知原则；但是，一切东西仍旧是未知的和外在的。没有任何原则可以解释世界及其所有现象产生的原因，所以，不可能像斯宾诺莎希望的那样，去建立一种证明“第一原则”的哲学。
所以，曾经和我们的个性关联在一起的不幸，或我们必然得不到的幸运，都一样，或逃避或渴求，都是符合人性的；如果不因希望而培养，每一种欲望都会很快消失，不能再产生痛苦。从这些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幸福快乐往往和我们的所得成正比关系；不论量的大小如何，都一样；而增加快乐既可以通过减少我们的欲求，也可以通过增加所得之物来达到。
至此我们就能明白，这是真实的。但是，那种知识是经验的、具体的。哲学的任务，是以抽象方式重新创造这种知识，把不断变化的知觉和感觉这个广泛概念下所包含的，把消极的东西解释成非抽象、显明和合理的知识，并让它们变成永恒的合理知识。
我们说过，从这条线索得到的每一种解释都只是相对的，它在彼此关系上解释了许多现象，却没解释某些先决条件。例如，在数学中，这个没有得到解释的东西是空间和时间；在机械学、物理学和化学中，没有得到解释的是物质及其各种性质、自然的原始力量和法则；在植物学和动物学中，没有解释种属差别和生命；在历史学中，没有解释人种及一切思想和意志的属性。
虽然斯多亚哲学的幸福学说和上面所说的其他伦理体系结果一样彼此相似，但在基本原则上却根本不同。上面所提到的那个内在矛盾，即斯多亚哲学伦理体系在基本思想上也受其影响的内在矛盾，决定了斯多亚哲学家永远无法获得生命的内在真相，因而只是呆滞的人体摹本，只是无法产生任何生机的人体模型。
事实上，整体地看来，斯多亚哲学的伦理体系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思想规划，运用人类专有的伟大理性来达到一种有益的目的，使人类超越生命所面对的痛苦不幸。
所以，斯多亚学派哲学家不得不在幸福生活之道中，加上自杀之道；正如东方专制君主的华丽服饰中，往往藏着贵重的毒药瓶子。当无法借助任何原则或三段式推理，而以哲学思想来排遣的肉体痛苦达到极点却无法挽救时，便以自杀来解决。斯多亚学派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幸福生活，但终归无效；除了死亡，没有其他方法来避免痛苦。在这种情形下，必然只有自愿接受死亡这种选择；正如我们自愿接受任何其他医治方法一样。
因为每当人们失去自制力，遭受不幸的打击或为此而生气、胆怯时，就时常觉得，他所发现的事情和期望的不一样；他陷入错误之中，不认识世界和生命，不知道个人的意志到处都遭到生命机运的敌对、他人的干扰等等。
在实践理性方面，人和动物之间的差别最明显。
斯多亚学派中所说的理想，是实践理性的最完美发展，是人类运用理性所能达到的最高峰。
目前，我们不必了解物自体，通过下卷的讨论才能认识物自体。在下卷中，我们将继续讨论各种科学的可能成就。但是由于自然科学及其他一切对万物的解释不会超越某一界限，甚至解释的原则即充足理由原则也不能超越某一界限，自然科学及其他一切科学对许多现象都无法解释。
在所有这些科学中，充足理由原则的形式是每一种科学都可以应用的。只有哲学不以任何所知的东西为先决条件；它把一切东西都看作是外在的，把一切东西都当作问题看待。这里所谓的一切东西不但包括现象之间的关系，也包括现象本身，甚至包括其他科学用来解释各种现象的充足理由原则。
它不能解释一块石头的内在本性，也不能解释人类的本性；它无法说明石头的重量、内聚力、化学性质等，也无法说明人类的认知能力和行动。例如，重量是一种十分神秘的性质，因为它是不能用思想来解决的，也不是仅仅从知识的形式就能推论出来的。反之，机械规律的法则的情形就不同，它是伴随因果法则而来的；因此，只需根据因果法则，就能把它充分解释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