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动笔写小说时，从未像这回这般焦虑。我之所以称其为小说，纯粹因为不晓得还能怎么归类，既没什么故事可说，又非以死亡或婚姻作结。死亡终结一切，因此常用来结束故事。但以婚姻作结也十分妥切，凡是通情达理之人，都懂得避免揶揄公认的圆满结局。一般人仰赖天生直觉，认为既然结了婚，故事便可画上句点。男女主角经过命运百般捉弄，最后终成眷属，达成传宗接代的任务，焦点遂转移至下一代。但我无法给读者这种交代。本书集结了我对一位男性友人的回忆，我俩数度密切来往，只是每回都相隔许久，故不清楚他在之间的遭遇。我或许能凭空杜撰情节，借此填补那些空白，好让故事更加连贯，但我无意于此，只想就印象所及加以记录。
我之所以备感焦虑还有另一个原因，亦即笔下人物泰半是美国人。认识他人本属难事，我甚至认为，除非是自己的国人，否则不可能真正熟识。无论男女，不仅仅是代表自己，更反映出生的地域、是在城市抑或农村学会走路、儿时常玩的游戏、从老一辈听来的传说、习惯的饮食、就读的学校、热衷的运动、阅读的诗篇与信仰的神祇，等等。凡此种种，均造就了一个人的样貌，光凭道听途说不可能通盘了解，必得亲身经历，进而融入自我生命。而既然无法真正了解外国人，充其量只能从旁观察，这类书中人物便不易获得读者共鸣。即使像亨利·詹姆斯这般观察细腻的作家，定居英国四十年之久，也未能创造出百分之百的英国人物。就我而言，我向来只描写自己的同胞，部分短篇故事则属例外，因为这些故事可容我较笼统地塑造角色，提供给读者粗略的线索去想象细节。或许有人会纳闷，若我可以把高更变成英国人，为何不以同样手法处理本书人物？答案很简单：我办不到，若是如此，这些人就失真了。我无意假装成美国人来描写他们，他们都是英国人眼中的美国人。我也未复制他们的说话特色，因为这就好比美国作家硬要模仿英国人的口语，结果只会惨不忍睹。俚俗语更是一大陷阱。亨利·詹姆斯时常在英国故事中使用英式俚语，但就是少了英国人的味道，因此不但无法达到他追求的口语效果，更容易让英国读者感到十分突兀。
多年前，我写了本小说《月亮与六便士》，素材取自法国知名画家高更的生平，我凭着对他粗浅的了解，动用小说家的特权，虚构不少桥段来描写笔下人物。在本书中，我并没有这么做。书中没有任何虚构。为了避免给仍健在的当事人带来困扰，凡是故事中出现的人物，我都另取姓名，也尽力修改任何可供辨认的细节。我笔下的主人翁并非名人，可能永远默默无名；他的生命走到尽头时，或许不会留下什么痕迹，犹如掷入河中的石子，不过暂时溅起水面涟漪；故本书若承蒙读者青睐，只会读到故事本身的趣味。不过，有鉴于他服膺的生活方式，以及刚强与亲和兼具的奇特性格，对同袍的影响或将与日俱增，后世的人也将发觉，这时代曾有一位奇人。届时这位主人翁的身份想必不言自明，若欲稍微了解他早年的生活，在书中或许会找到答案。本书固然有其局限，但日后可能有人想替他作传，兴许不失为实用的参考来源。
我在此也要坦承，书中所有对话并非逐字逐句的记录。我从未在任何场合做过谈话的笔记，但切身相关的事倒记得清楚。对话固然是我个人的转述，但我认为已忠实贴近原意。前文提到书中毫无虚构，我现在要略加修正。我擅自做主替书中人物所编写的话语，皆属我无法亲耳听闻的场合，希罗多德时代以降的历史学家也用此做法，理由并无二致，都是为了重现生动与逼真的场景，避免枯燥的平铺直叙。为了让本书能吸引读者，私以为如此调整并不为过。聪明的读者应不难发现何处是虚构，能否接受完全取决于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