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好像发现我有些诧异,因为他又露出那种嘲弄的表情了,但是显然不觉得需要多加解释。我们就东聊聊、西聊聊,后来两个男孩也回来了,大家就一起吃晚餐。饭后,柯斯迪问我要不要一道去小酒馆喝杯啤酒。所谓的小酒馆,也只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一头是吧台,另外摆了几张大理石桌,四周放了些木椅。还有架自动钢琴,已经有人投币,正在演奏着舞曲。除了我们坐的那张桌子外,只有三张桌子有人。柯斯迪问我会不会打贝洛特牌。因为我跟一些学生学过,所以就说会打。他提议拿酒钱当赌注,我也爽快答应了,他就叫侍者拿纸牌来。我先输了一杯啤酒,后来又输了第二杯。后来他提议赌现金。当晚他动不动就一手好牌,我的运气却特别背。虽然我们赌的金额很小,但我还是输了几法郎。他那天手气特别好,加上酒精作祟,兴致更为高昂,开始说自己的事,没过多久,我从他的谈吐和举止推测,他应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后来又提到巴黎,问我可认识某某女士或某某夫人,她们都是美国人,露易莎伯母和伊莎贝尔住在艾略特家那段时间,我多少都曾遇到过。他好像跟她们熟稔得多,我不禁纳闷他怎么会跑来当矿工。虽然时间还早,但是我们天一亮就得起床。柯斯迪说:‘离开之前,我们再喝一杯吧。’
“噢,然后呢?”我问。
原来,拉里在伊莎贝尔离开巴黎后,本打算去希腊,但后来不了了之(这是多年后他亲口告诉我的,但为了方便起见,在此按照时间顺序叙事)。他那个夏天都待在巴黎,一直到深秋都忙于工作。
“我觉得从事几个月的体力劳动挺不赖的,可以借此理清思绪,帮助我面对现实。”
“我换了工作后,柯斯迪心里很不是滋味,毕竟我们合作得挺愉快,他也习惯跟我相处,我也跟他越来越熟,两个人成天一起工作,晚餐后就一起去小酒馆,睡同一个房间。这家伙特别好笑,很讨人喜欢。他不跟其他波兰人来往,我们还会避开波兰人常去的咖啡馆。他总忘不了自己的贵族身份,又当过骑兵军官,所以根本没把那些波兰人放在眼里。波兰人当然恨得牙痒痒,但是也拿他没办法。柯斯迪壮得跟牛一样,真要打起架来,不管有刀子没刀子,五六个人一起上也打不过他。不过,我还是认识了几个波兰人,他们告诉我,柯斯迪确实在某个骑兵团当过军官,但并不是出于政治因素才离开波兰的。他是因为打牌作弊,被人逮个正着,当场给赶了出去,还被华沙军官俱乐部除名。这些波兰人叮嘱我别跟他打牌,说他碰见他们都有点心虚,因为他们太熟悉他的底细,谁都不肯跟他打牌。
“你不觉得矿工很辛苦吗?”我问拉里。
“他小口喝着啤酒,还用那双精明的小眼睛盯着我瞧。我明白他让我联想到什么了——一头性情暴躁的猪。
这回一别,我有十年没再见到伊莎贝尔和拉里,但仍然常跟艾略特聚首,而且出于某个原因——容我稍后交代——我们见面的机会比以前更多了,偶尔会从他口中得知伊莎贝尔的近况。至于拉里,则没有半点消息。
“他问我:‘如果拿到这手牌,你应该会下很高的赌注吧?’我说会,一定会把钱全押了。他笑我是傻瓜,然后把手上的牌摊给我看,竟然是同花顺。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怎么办到的。他看我这么惊讶,就哈哈大笑说:‘要是我真有心骗你,早就让你输到脱裤子了。’我笑着说:‘也差不多了。’他就说这点钱只是小意思,还没办法在拉吕吃顿晚餐呢。
“我说我觉得很有意思,有时还读得浑然忘我。
“贵得很。”
“他把整副纸牌拿过去,要我指定一张牌,然后把牌洗了洗,又要我随便抽一张,结果我抽的就是指定的那张牌。他又示范了两三个花招,然后问我会不会玩‘梭哈’。我说会,他就发牌给我,我一共拿到四张A和一张K。
“我先前跟柯斯迪提到自己是矿工助手,他当时没有反应,现在却把手肘靠在大理石桌上,然后对我说:‘用力把我的手推开。’
“没想到他接著称赞我:‘你力气挺大的。很少有人能够撑这么久。对了,我的助手很不管用,是个瘦巴巴的法国人,力气跟虱子一样小。明天你跟我一起上工,我叫领班让你当我的助手。’
“我把书和衣物全装到两个箱子里,委托美国运通保管,又拿个提袋装了套西装和内衣,就动身了。我的希腊文老师的妹夫是朗斯附近矿坑的经理,所以写了封介绍信要我带去。你听过朗斯这个地方吗?”
“我拎起袋子就动身了,然后顺利找到那栋房子。开门的是一名高瘦的妇女。她的头发花白,有双黑熘熘的大眼睛,五官三維,以前想必是个美人。要不是因为少了两颗门牙,她也不至于会显得这样憔悴。她说眼下的房间全满了,但是有个波兰客人的房内有两张床,我可以睡那张空床。楼上有两个房间,一个是她自己的,另一个给她两个儿子住。她带我看的房间在一楼,我猜本来大概是客厅吧。如果可以自己一个当然很好,不过我想还是别挑剔了。外头的毛毛雨已经变成淅沥的小雨,我的衣服也早给打湿了,要是在外头继续找下去,势必会淋成落汤鸡。我说房间蛮适合自己的,就这么安顿了下来。他们把厨房当作客厅,有两张摇摇晃晃的扶手椅。院子里有个充当浴室的煤棚。她的两个儿子和波兰人已经带了便当出门,但是她说我可以跟她一起吃午餐。之后,我坐在厨房抽烟,她一边做家务,一边聊着自己和家人的事情。大伙下工后陆续回来,波兰人先进门,后面是两兄弟。波兰人经过厨房,听房东太太说我会跟他同房住,只对我点了点头,从炉子上提起大水壶,就去煤棚洗澡去了。那对兄弟都是高个子,虽然脸上沾了煤灰,看起来还是很帅气,而且感觉挺亲切的,不过还是把我当成异类,因为我是美国人。哥哥十九岁,再过几个月就要去当兵了,弟弟十八岁。
“没听过。”
“我就说:‘当然好,你看他会愿意吗?’他回答:‘要点人情,你能出五十法郎吗?’他伸出手,我从皮夹里拿了张钞票给他,然后我们就回住处休息了。我累了一整天,睡得跟猪一样。”
“它在法国北部,离比利时不远。我只在车站的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坐当地火车到了矿坑那里。你去过矿村吗?”
我一言不发,心中纳闷着:拉里真的只为这个原因才忽然当起矿工,还是跟伊莎贝尔不愿嫁给他有关系呢。事实上,我并不晓得他有多爱伊莎贝尔。一般人在热恋时,常会编造各种借口,来说服自己凡事跟着感觉走。我猜想,这也许就是不幸的婚姻为何那么多的原因。这就好像你明知某人是骗子,但因为交情深厚,所以偏要把事情托付给他,只因不愿相信骗子会重视利益到牺牲友情,认为即使他对人再不老实,也绝不会辜负自己。拉里的意志坚定,不肯为伊莎贝尔去牺牲自己喜爱的生活,但失去伊莎贝尔可能比他想象的还难熬。说不定他跟多数人一样,得了便宜还想卖乖。
“‘你在读什么?’他问。我就把书递给他看,那本是《克莱芙王妃》,是我在巴黎火车站买的,因为大小刚好可以塞进口袋。他看了看书,又看了看我,一脸好奇,然后把书还给我,嘴角露出嘲讽的笑,又问我:‘你觉得好看吗?’
“‘想体验一下。’我说。
“刚开始的确腰酸背痛,”拉里笑了笑,“柯斯迪跟领班商量后,我就成了他的助手。那时候,柯斯迪工作的地方跟旅馆浴室差不多大,还得通过一条隧道,窄小到只能爬进去。里头热得跟火炉一样,所以我们都打赤膊工作。柯斯迪的身体又胖又白,看起来实在令人反感,活像只巨大的蛞蝓。因为工作的地方非常狭窄,所以气动工具的噪声简直震耳欲聋。我负责把他噼下来的煤块装篮,再把篮子拖到隧道口,等煤车按固定时间开来。煤车载完煤块后,会开到电梯那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来矿坑,所以不晓得这是不是普遍的工作模式。虽然看起来外行人也做得来,但实际上却是真他妈的累人。差不多中午的时候,我们坐下来休息,吃午餐,抽根烟。整天辛苦工作后,我并不后悔,而且,结束后洗个澡真是痛快。我还以为双脚从此都得脏兮兮的了,黑得跟墨汁一样。当然啦,我的双手也起了水疱,痛得不得了,但终究还是痊愈了。我也愈来愈习惯矿坑的工作。”
“我们每晚还是继续打牌,打得很高兴。我发现,他作弊与其说是为了钱,还不如说是为了找乐子,能够从耍我之中获得特殊的满足感,我甚至觉得他最开心的就是,我明知道他在作弊,却又看不出其中门道。
他见我如此诧异,就笑了出来。
“‘真是疯子啊,小鬼。’他用法语说。
“但我知道他在说谎,他很清楚自己说了些什么,他知道的事情可多了。当然他确实喝醉了,可是他的眼神,那张丑脸的专注神情,可不是酒精作祟,没那么简单。我还记得他头一回说那些话的时候,有些内容太过惊人,就这么一直烙印在我脑海里。他说万物不是创造而来的,因为无只生无,并不生有,万物本身就是永恒的表征。这点还可以接受,但是他接着又说,善和恶都是神性的直接表征。当时咖啡馆又脏又吵,搭配着钢琴的舞曲伴奏,他的这番话听来实在突兀。”
“雷克勒太太——就是房东太太——坐在桌旁补袜子,不时瞄着炉上的一锅汤。她跟柯斯迪说我是矿坑经理介绍来的,还把我跟她说的转述了一遍。柯斯迪边听边吐着烟,那对亮蓝的眼睛盯着我瞧,目光锐利精明,然后问了几个私人问题。他一得知我从没在矿坑工作过,就再度露出嘲讽的笑容说:‘你大概没搞清楚矿工是干什么的。除非没别的事好做,否则谁会来这里工作。但话说回来,这是你家的事,你肯定有套理由。你住在巴黎哪里啊?’我照实答了。他说:‘我有阵子每年都会去巴黎一趟,不过只在林荫大道活动。你有没有去过拉吕?那是我最爱的餐厅。’我听了有点意外,毕竟你也晓得,那家餐厅并不便宜。”
“就我所知,他仍旧住在巴黎,可是我不太可能碰到他,毕竟我们的交友圈并不一样,”他的语气显得志得意满,“说来可惜,他的家世很好,竟然会沦落到这步田地。如果他当初把事情交给我安排,包准还会混出点名堂。反正嘛,伊莎贝尔算是运气好,总算把他给摆脱了。”
“我那时觉得需要暂时放下书本一阵子,”他说,“我连着两年都每天看八到十小时的书,所以决定到一家煤矿去做工。”
我的交友圈不若艾略特那样局限,我有些巴黎的朋友他想必看不上眼。我三不五时会短暂造访巴黎,曾向那些朋友打听过拉里的消息。其中几个人与他偶有来往,但都谈不上深交,所以没人晓得拉里的近况。我还到他常去的那家餐馆,但发现他已许久没去,店员都认为他离开巴黎了。蒙帕纳斯大道那些当地人常光顾的咖啡馆,也见不到他的身影。
“但是这只是他的其中一面,而真正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另一面。我简直无法把这两面当成同一个人。虽然他宣称除了报纸和侦探小说以外什么东西都不读,但他其实很有文化素养,非常健谈,爱挖苦人,不留情面又愤世嫉俗,听他说话是很过瘾的事。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床头挂了个十字架,每个礼拜日固定参加弥撒。每个礼拜六晚上,他老是喝得酩酊大醉。我们去的那家小酒馆,礼拜六总是挤满了人,室内烟雾弥漫,有些沉默寡言的中年矿工跟家人一块儿来,也有一群群吵闹的年轻人,还有些满身大汗的男子围着桌子打贝洛特牌,大声叫嚣,他们的太太则坐在后头看着。周围这些人声鼎沸似乎触动了柯斯迪,他会忽然严肃起来,开口谈起神秘主义,天马行空的话题所在多有,他却偏偏挑了这个来谈。我当时对神秘主义毫无所知,只在巴黎读过一篇梅特林克讨论吕斯布鲁克的文章。但柯斯迪却谈到了普洛丁、雅典大法官狄奥尼修、鞋匠雅克·伯麦和艾克哈等神秘主义学者。听他这个流亡在外的大块头,用如此讽刺、尖酸的口吻,滔滔不绝地谈万物的本质,还有跟上帝合为一体的幸福,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他说的东西在我听来都好新奇,我虽然摸不着头绪,却又觉得兴奋莫名,好比神志清醒地躺在阴暗的房间里,忽然有道光线穿透窗帘,心里明白只要拉开窗帘,眼前就是一大片原野,正沐浴在晨光之中。可是他酒醒以后,我只要想引他聊相同的话题,他就对我大发脾气,恶狠狠地瞪着我,没好气地说:‘我当时完全在发酒疯,怎么可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你说什么?”我惊呼出声。
“波兰人回来后,换两个男孩去洗澡。波兰人的名字很难念,大家都叫他柯斯迪。他身材高大,比我高出两三英寸,虎背熊腰的,脸上苍白多肉,搭配着宽短的鼻梁和一张大嘴。他的眼珠是蓝色的,而且因为没洗掉眉毛和睫毛上的煤灰,看起来活像化了妆,睫毛的黑更凸显出眼珠的蓝。大体来说,这家伙长得难看,行为也粗鲁。那对兄弟换完衣服就出门了,波兰人则坐在厨房里,边抽烟斗边看报纸。我那时口袋装了本书,就顺手拿出来读,后来注意到他瞄了我两眼,不久后就放下了报纸。
“‘我从小就念贵族的军校,我父亲曾经是沙皇底下的将军。大战的时候,我是波兰的骑兵军官,但实在受不了毕苏斯基,我们一群人就密谋要暗杀他,可惜后来消息走漏,只要遭到逮捕的人全都被枪毙。我好不容易才逃出边境,然后只有加入外籍兵团和到矿坑工作两条路可走,所以就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我知道这是比力气的老方法,就用手掌抵着他的手掌。他笑着说:‘再过几个礼拜,你的手就不会这么嫩了。’我全力向前推着,但他的手劲如此之大,丝毫没有后退半分,反而慢慢把我的手推回去,一直推下桌面。
“我只当了几个礼拜的矿工助手。那些载煤块的煤车,是由一台曳引机控制的,但驾驶员不大懂机器,发动机经常出毛病。有次他发不动曳引机,整个人不知所措。正好我对机器的运作很了解,就帮忙检查了一下,不到半小时就修好了。领班把这件事告诉经理,经理就把我找去,问我懂不懂车子。后来,他就要我专门负责修理机器。工作本身当然单调,但是非常轻松,而且发动机没再出什么毛病,他们也很满意我的表现。
“他却回答:‘我在华沙念书的时候读过,简直无聊死了。’他的法文讲得很好,几乎没半点波兰腔,接着说:‘现在除了报纸和侦探小说,我什么都不看。’
“在英国的时候去过。”
“‘那你又为什么来这里工作呢?’我问道。他耸了耸厚实的肩膀。
“‘你为什么会来这个鬼矿坑工作呢?’他问。
“嗯,我猜应该大同小异。除了矿坑,那里只有经理的屋子,以及一排排矮小的两层楼房,外观都是一个样子,单调得让人心情郁闷,还有座较新但丑陋无比的教堂,以及零星几家酒吧。我刚抵达的时候,天气阴冷,飘着毛毛雨。我走到经理办公室,把信交给了他。经理的个子矮小,身材发福,脸颊红彤彤的,看起来有副好胃口。许多矿工都在大战中牺牲了,矿坑正缺工人,所以雇了不少波兰人,少说有两三百名。这位经理问了我几个问题。他其实不喜欢美国人,似乎觉得不大可靠,但是老师的推荐信再三美言,而且他也乐得有人帮忙。他本来要我留在地面工作,可是我自告奋勇,表示想去矿坑里。他说如果我不习惯做粗活,一定会吃不消,我说自己早有准备。他便要我先担任矿工的助手。这原本是属于小男孩的差事,不过那里的小男孩也不够。经理为人不错,主动问我房子找到了没,一得知我还没开始找,就在一张纸上写了个地址,说我可以去看看,房东太太会让我借住。她是某个矿工的遗孀,两个儿子也都是矿工。
“每次打牌我都输给柯斯迪,不过都输得不多,每晚只有几法郎,但是他只要赢了牌,就会坚持付酒钱,所以算不了什么。我以为自己只是运气差,或者打牌技巧没有他好。可是跟那些波兰人聊过以后,我就开始尽量把眼睛放亮,后来很肯定他绝对在作弊,可是怎么都看不出他如何作弊的。唉,他还真聪明。我很清楚他不可能每次都拿到好牌。我像个山猫一样监视着他,他却像狐狸一样狡猾,而且我猜他也看出我渐渐晓得他的把戏了。有天晚上,我们玩牌玩了一会儿,他盯着我看,露出他招牌式的微笑,不怀好意,又有些嘲讽地开口说:‘要不要我露两手让你瞧瞧?’
“那你做了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