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换了工作后，柯斯迪心里很不是滋味，毕竟我们合作得挺愉快，他也习惯跟我相处，我也跟他越来越熟，两个人成天一起工作，晚餐后就一起去小酒馆，睡同一个房间。这家伙特别好笑，很讨人喜欢。他不跟其他波兰人来往，我们还会避开波兰人常去的咖啡馆。他总忘不了自己的贵族身份，又当过骑兵军官，所以根本没把那些波兰人放在眼里。波兰人当然恨得牙痒痒，但是也拿他没办法。柯斯迪壮得跟牛一样，真要打起架来，不管有刀子没刀子，五六个人一起上也打不过他。不过，我还是认识了几个波兰人，他们告诉我，柯斯迪确实在某个骑兵团当过军官，但并不是出于政治因素才离开波兰的。他是因为打牌作弊，被人逮个正着，当场给赶了出去，还被华沙军官俱乐部除名。这些波兰人叮嘱我别跟他打牌，说他碰见他们都有点心虚，因为他们太熟悉他的底细，谁都不肯跟他打牌。
“在英国的时候去过。”
“没想到他接著称赞我：‘你力气挺大的。很少有人能够撑这么久。对了，我的助手很不管用，是个瘦巴巴的法国人，力气跟虱子一样小。明天你跟我一起上工，我叫领班让你当我的助手。’
“波兰人回来后，换两个男孩去洗澡。波兰人的名字很难念，大家都叫他柯斯迪。他身材高大，比我高出两三英寸，虎背熊腰的，脸上苍白多肉，搭配着宽短的鼻梁和一张大嘴。他的眼珠是蓝色的，而且因为没洗掉眉毛和睫毛上的煤灰，看起来活像化了妆，睫毛的黑更凸显出眼珠的蓝。大体来说，这家伙长得难看，行为也粗鲁。那对兄弟换完衣服就出门了，波兰人则坐在厨房里，边抽烟斗边看报纸。我那时口袋装了本书，就顺手拿出来读，后来注意到他瞄了我两眼，不久后就放下了报纸。
“‘你在读什么？’他问。我就把书递给他看，那本是《克莱芙王妃》，是我在巴黎火车站买的，因为大小刚好可以塞进口袋。他看了看书，又看了看我，一脸好奇，然后把书还给我，嘴角露出嘲讽的笑，又问我：‘你觉得好看吗？’
这回一别，我有十年没再见到伊莎贝尔和拉里，但仍然常跟艾略特聚首，而且出于某个原因——容我稍后交代——我们见面的机会比以前更多了，偶尔会从他口中得知伊莎贝尔的近况。至于拉里，则没有半点消息。
“他把整副纸牌拿过去，要我指定一张牌，然后把牌洗了洗，又要我随便抽一张，结果我抽的就是指定的那张牌。他又示范了两三个花招，然后问我会不会玩‘梭哈’。我说会，他就发牌给我，我一共拿到四张A和一张K。
“‘我从小就念贵族的军校，我父亲曾经是沙皇底下的将军。大战的时候，我是波兰的骑兵军官，但实在受不了毕苏斯基，我们一群人就密谋要暗杀他，可惜后来消息走漏，只要遭到逮捕的人全都被枪毙。我好不容易才逃出边境，然后只有加入外籍兵团和到矿坑工作两条路可走，所以就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他好像发现我有些诧异，因为他又露出那种嘲弄的表情了，但是显然不觉得需要多加解释。我们就东聊聊、西聊聊，后来两个男孩也回来了，大家就一起吃晚餐。饭后，柯斯迪问我要不要一道去小酒馆喝杯啤酒。所谓的小酒馆，也只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一头是吧台，另外摆了几张大理石桌，四周放了些木椅。还有架自动钢琴，已经有人投币，正在演奏着舞曲。除了我们坐的那张桌子外，只有三张桌子有人。柯斯迪问我会不会打贝洛特牌。因为我跟一些学生学过，所以就说会打。他提议拿酒钱当赌注，我也爽快答应了，他就叫侍者拿纸牌来。我先输了一杯啤酒，后来又输了第二杯。后来他提议赌现金。当晚他动不动就一手好牌，我的运气却特别背。虽然我们赌的金额很小，但我还是输了几法郎。他那天手气特别好，加上酒精作祟，兴致更为高昂，开始说自己的事，没过多久，我从他的谈吐和举止推测，他应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后来又提到巴黎，问我可认识某某女士或某某夫人，她们都是美国人，露易莎伯母和伊莎贝尔住在艾略特家那段时间，我多少都曾遇到过。他好像跟她们熟稔得多，我不禁纳闷他怎么会跑来当矿工。虽然时间还早，但是我们天一亮就得起床。柯斯迪说：‘离开之前，我们再喝一杯吧。’
“贵得很。”
“他问我：‘如果拿到这手牌，你应该会下很高的赌注吧？’我说会，一定会把钱全押了。他笑我是傻瓜，然后把手上的牌摊给我看，竟然是同花顺。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怎么办到的。他看我这么惊讶，就哈哈大笑说：‘要是我真有心骗你，早就让你输到脱裤子了。’我笑着说：‘也差不多了。’他就说这点钱只是小意思，还没办法在拉吕吃顿晚餐呢。
“我把书和衣物全装到两个箱子里，委托美国运通保管，又拿个提袋装了套西装和内衣，就动身了。我的希腊文老师的妹夫是朗斯附近矿坑的经理，所以写了封介绍信要我带去。你听过朗斯这个地方吗？”
“他小口喝着啤酒，还用那双精明的小眼睛盯着我瞧。我明白他让我联想到什么了——一头性情暴躁的猪。
“我先前跟柯斯迪提到自己是矿工助手，他当时没有反应，现在却把手肘靠在大理石桌上，然后对我说：‘用力把我的手推开。’
“我觉得从事几个月的体力劳动挺不赖的，可以借此理清思绪，帮助我面对现实。”
“就我所知，他仍旧住在巴黎，可是我不太可能碰到他，毕竟我们的交友圈并不一样，”他的语气显得志得意满，“说来可惜，他的家世很好，竟然会沦落到这步田地。如果他当初把事情交给我安排，包准还会混出点名堂。反正嘛，伊莎贝尔算是运气好，总算把他给摆脱了。”
“我知道这是比力气的老方法，就用手掌抵着他的手掌。他笑着说：‘再过几个礼拜，你的手就不会这么嫩了。’我全力向前推着，但他的手劲如此之大，丝毫没有后退半分，反而慢慢把我的手推回去，一直推下桌面。
他见我如此诧异，就笑了出来。
原来，拉里在伊莎贝尔离开巴黎后，本打算去希腊，但后来不了了之（这是多年后他亲口告诉我的，但为了方便起见，在此按照时间顺序叙事）。他那个夏天都待在巴黎，一直到深秋都忙于工作。
“那你做了多久呢？”
“你说什么？”我惊呼出声。
“我拎起袋子就动身了，然后顺利找到那栋房子。开门的是一名高瘦的妇女。她的头发花白，有双黑熘熘的大眼睛，五官三維，以前想必是个美人。要不是因为少了两颗门牙，她也不至于会显得这样憔悴。她说眼下的房间全满了，但是有个波兰客人的房内有两张床，我可以睡那张空床。楼上有两个房间，一个是她自己的，另一个给她两个儿子住。她带我看的房间在一楼，我猜本来大概是客厅吧。如果可以自己一个当然很好，不过我想还是别挑剔了。外头的毛毛雨已经变成淅沥的小雨，我的衣服也早给打湿了，要是在外头继续找下去，势必会淋成落汤鸡。我说房间蛮适合自己的，就这么安顿了下来。他们把厨房当作客厅，有两张摇摇晃晃的扶手椅。院子里有个充当浴室的煤棚。她的两个儿子和波兰人已经带了便当出门，但是她说我可以跟她一起吃午餐。之后，我坐在厨房抽烟，她一边做家务，一边聊着自己和家人的事情。大伙下工后陆续回来，波兰人先进门，后面是两兄弟。波兰人经过厨房，听房东太太说我会跟他同房住，只对我点了点头，从炉子上提起大水壶，就去煤棚洗澡去了。那对兄弟都是高个子，虽然脸上沾了煤灰，看起来还是很帅气，而且感觉挺亲切的，不过还是把我当成异类，因为我是美国人。哥哥十九岁，再过几个月就要去当兵了，弟弟十八岁。
“我那时觉得需要暂时放下书本一阵子，”他说，“我连着两年都每天看八到十小时的书，所以决定到一家煤矿去做工。”
“雷克勒太太——就是房东太太——坐在桌旁补袜子，不时瞄着炉上的一锅汤。她跟柯斯迪说我是矿坑经理介绍来的，还把我跟她说的转述了一遍。柯斯迪边听边吐着烟，那对亮蓝的眼睛盯着我瞧，目光锐利精明，然后问了几个私人问题。他一得知我从没在矿坑工作过，就再度露出嘲讽的笑容说：‘你大概没搞清楚矿工是干什么的。除非没别的事好做，否则谁会来这里工作。但话说回来，这是你家的事，你肯定有套理由。你住在巴黎哪里啊？’我照实答了。他说：‘我有阵子每年都会去巴黎一趟，不过只在林荫大道活动。你有没有去过拉吕？那是我最爱的餐厅。’我听了有点意外，毕竟你也晓得，那家餐厅并不便宜。”
“我只当了几个礼拜的矿工助手。那些载煤块的煤车，是由一台曳引机控制的，但驾驶员不大懂机器，发动机经常出毛病。有次他发不动曳引机，整个人不知所措。正好我对机器的运作很了解，就帮忙检查了一下，不到半小时就修好了。领班把这件事告诉经理，经理就把我找去，问我懂不懂车子。后来，他就要我专门负责修理机器。工作本身当然单调，但是非常轻松，而且发动机没再出什么毛病，他们也很满意我的表现。
“‘真是疯子啊，小鬼。’他用法语说。
“噢，然后呢？”我问。
“我就说：‘当然好，你看他会愿意吗？’他回答：‘要点人情，你能出五十法郎吗？’他伸出手，我从皮夹里拿了张钞票给他，然后我们就回住处休息了。我累了一整天，睡得跟猪一样。”
“每次打牌我都输给柯斯迪，不过都输得不多，每晚只有几法郎，但是他只要赢了牌，就会坚持付酒钱，所以算不了什么。我以为自己只是运气差，或者打牌技巧没有他好。可是跟那些波兰人聊过以后，我就开始尽量把眼睛放亮，后来很肯定他绝对在作弊，可是怎么都看不出他如何作弊的。唉，他还真聪明。我很清楚他不可能每次都拿到好牌。我像个山猫一样监视着他，他却像狐狸一样狡猾，而且我猜他也看出我渐渐晓得他的把戏了。有天晚上，我们玩牌玩了一会儿，他盯着我看，露出他招牌式的微笑，不怀好意，又有些嘲讽地开口说：‘要不要我露两手让你瞧瞧？’
“你不觉得矿工很辛苦吗？”我问拉里。
“没听过。”
我的交友圈不若艾略特那样局限，我有些巴黎的朋友他想必看不上眼。我三不五时会短暂造访巴黎，曾向那些朋友打听过拉里的消息。其中几个人与他偶有来往，但都谈不上深交，所以没人晓得拉里的近况。我还到他常去的那家餐馆，但发现他已许久没去，店员都认为他离开巴黎了。蒙帕纳斯大道那些当地人常光顾的咖啡馆，也见不到他的身影。
“但我知道他在说谎，他很清楚自己说了些什么，他知道的事情可多了。当然他确实喝醉了，可是他的眼神，那张丑脸的专注神情，可不是酒精作祟，没那么简单。我还记得他头一回说那些话的时候，有些内容太过惊人，就这么一直烙印在我脑海里。他说万物不是创造而来的，因为无只生无，并不生有，万物本身就是永恒的表征。这点还可以接受，但是他接着又说，善和恶都是神性的直接表征。当时咖啡馆又脏又吵，搭配着钢琴的舞曲伴奏，他的这番话听来实在突兀。”
我一言不发，心中纳闷着：拉里真的只为这个原因才忽然当起矿工，还是跟伊莎贝尔不愿嫁给他有关系呢。事实上，我并不晓得他有多爱伊莎贝尔。一般人在热恋时，常会编造各种借口，来说服自己凡事跟着感觉走。我猜想，这也许就是不幸的婚姻为何那么多的原因。这就好像你明知某人是骗子，但因为交情深厚，所以偏要把事情托付给他，只因不愿相信骗子会重视利益到牺牲友情，认为即使他对人再不老实，也绝不会辜负自己。拉里的意志坚定，不肯为伊莎贝尔去牺牲自己喜爱的生活，但失去伊莎贝尔可能比他想象的还难熬。说不定他跟多数人一样，得了便宜还想卖乖。
“‘想体验一下。’我说。
“我说我觉得很有意思，有时还读得浑然忘我。
“但是这只是他的其中一面，而真正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另一面。我简直无法把这两面当成同一个人。虽然他宣称除了报纸和侦探小说以外什么东西都不读，但他其实很有文化素养，非常健谈，爱挖苦人，不留情面又愤世嫉俗，听他说话是很过瘾的事。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床头挂了个十字架，每个礼拜日固定参加弥撒。每个礼拜六晚上，他老是喝得酩酊大醉。我们去的那家小酒馆，礼拜六总是挤满了人，室内烟雾弥漫，有些沉默寡言的中年矿工跟家人一块儿来，也有一群群吵闹的年轻人，还有些满身大汗的男子围着桌子打贝洛特牌，大声叫嚣，他们的太太则坐在后头看着。周围这些人声鼎沸似乎触动了柯斯迪，他会忽然严肃起来，开口谈起神秘主义，天马行空的话题所在多有，他却偏偏挑了这个来谈。我当时对神秘主义毫无所知，只在巴黎读过一篇梅特林克讨论吕斯布鲁克的文章。但柯斯迪却谈到了普洛丁、雅典大法官狄奥尼修、鞋匠雅克·伯麦和艾克哈等神秘主义学者。听他这个流亡在外的大块头，用如此讽刺、尖酸的口吻，滔滔不绝地谈万物的本质，还有跟上帝合为一体的幸福，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他说的东西在我听来都好新奇，我虽然摸不着头绪，却又觉得兴奋莫名，好比神志清醒地躺在阴暗的房间里，忽然有道光线穿透窗帘，心里明白只要拉开窗帘，眼前就是一大片原野，正沐浴在晨光之中。可是他酒醒以后，我只要想引他聊相同的话题，他就对我大发脾气，恶狠狠地瞪着我，没好气地说：‘我当时完全在发酒疯，怎么可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它在法国北部，离比利时不远。我只在车站的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坐当地火车到了矿坑那里。你去过矿村吗？”
“我们每晚还是继续打牌，打得很高兴。我发现，他作弊与其说是为了钱，还不如说是为了找乐子，能够从耍我之中获得特殊的满足感，我甚至觉得他最开心的就是，我明知道他在作弊，却又看不出其中门道。
“他却回答：‘我在华沙念书的时候读过，简直无聊死了。’他的法文讲得很好，几乎没半点波兰腔，接着说：‘现在除了报纸和侦探小说，我什么都不看。’
“嗯，我猜应该大同小异。除了矿坑，那里只有经理的屋子，以及一排排矮小的两层楼房，外观都是一个样子，单调得让人心情郁闷，还有座较新但丑陋无比的教堂，以及零星几家酒吧。我刚抵达的时候，天气阴冷，飘着毛毛雨。我走到经理办公室，把信交给了他。经理的个子矮小，身材发福，脸颊红彤彤的，看起来有副好胃口。许多矿工都在大战中牺牲了，矿坑正缺工人，所以雇了不少波兰人，少说有两三百名。这位经理问了我几个问题。他其实不喜欢美国人，似乎觉得不大可靠，但是老师的推荐信再三美言，而且他也乐得有人帮忙。他本来要我留在地面工作，可是我自告奋勇，表示想去矿坑里。他说如果我不习惯做粗活，一定会吃不消，我说自己早有准备。他便要我先担任矿工的助手。这原本是属于小男孩的差事，不过那里的小男孩也不够。经理为人不错，主动问我房子找到了没，一得知我还没开始找，就在一张纸上写了个地址，说我可以去看看，房东太太会让我借住。她是某个矿工的遗孀，两个儿子也都是矿工。
“‘你为什么会来这个鬼矿坑工作呢？’他问。
“刚开始的确腰酸背痛，”拉里笑了笑，“柯斯迪跟领班商量后，我就成了他的助手。那时候，柯斯迪工作的地方跟旅馆浴室差不多大，还得通过一条隧道，窄小到只能爬进去。里头热得跟火炉一样，所以我们都打赤膊工作。柯斯迪的身体又胖又白，看起来实在令人反感，活像只巨大的蛞蝓。因为工作的地方非常狭窄，所以气动工具的噪声简直震耳欲聋。我负责把他噼下来的煤块装篮，再把篮子拖到隧道口，等煤车按固定时间开来。煤车载完煤块后，会开到电梯那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来矿坑，所以不晓得这是不是普遍的工作模式。虽然看起来外行人也做得来，但实际上却是真他妈的累人。差不多中午的时候，我们坐下来休息，吃午餐，抽根烟。整天辛苦工作后，我并不后悔，而且，结束后洗个澡真是痛快。我还以为双脚从此都得脏兮兮的了，黑得跟墨汁一样。当然啦，我的双手也起了水疱，痛得不得了，但终究还是痊愈了。我也愈来愈习惯矿坑的工作。”
“‘那你又为什么来这里工作呢？’我问道。他耸了耸厚实的肩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