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插嘴问他，圣马丁的善举和他的行为到底有什么相似之处。他及时抛售股票赚取暴利，如今把钱献给上帝，更像是在支付中介费。但象征意义多半非我这种凡夫俗子所能参透。艾略特接着说了下去。
不出一个月，我再度接到他的来信，说布雷德利太太过世了，信中字句恳切动人。我早晓得他纵然为人势利又做作得有些荒唐，本性其实善良、多情且正直，若非如此，我势必料不到这封信他会写得这般得体、真诚和朴实。信中提到，布雷德利太太的后事似乎有些紊乱。她的大儿子是外交官，由于驻日大使离任，他必须在东京担任代办，无法请假回国；小儿子在我初识布雷德利一家人时派任菲律宾，后来调回华盛顿，于国务院担任要职。他在母亲病危之时，曾偕妻同来芝加哥，但葬礼后不得不立即回华府。有鉴于此，艾略特觉得有必要留在美国办好一切后事。布雷德利太太把财产均分给了三个孩子，她在一九二九年的股灾中赔得很惨，所幸后来他们替玛文的农场找到了买主——在艾略特的信中，农场被称为“亲爱的露易莎的乡间小居”。
我后来恰巧得知了背后的原因。原来除了每年有两周去买衣服外，艾略特当时已不太去英国了，但每逢秋季和五六月份，他仍会到巴黎的公寓住三个月，因为那时候那些朋友不会造访蔚蓝海岸。艾略特钟情夏日的蔚蓝海岸，部分原因当然是可以游泳，但我觉得主要是他可以借着溽暑的机会，尽情穿上鲜艳的衣服，不必管那些平时要顾忌的体统。他穿着五颜六色的裤子，有红的、蓝的、绿的、黄的，并搭配上对比色调的背心，例如淡紫、蓝紫、棕紫或花斑色，若因此获得旁人的赞赏，他便会露出些许不好意思的神情，犹如女演员听闻众人称许她新角色演得惟妙惟肖。
格雷得独自收十残局。他原本就有大量额外的投机生意，但少了父亲的指点后，便陷入极大困境，无法及时抛售抽身，银行也不愿给他贷款。证券交易所的前辈告诉他，唯一办法就是认赔。其余的事我就不大清楚了，格雷似乎因偿还不了债务，最后宣告破产。房子早已抵押，他也乐得把房子交给银行。他父亲在湖滨大道和在玛文的宅邸也都低价售出；伊莎贝尔典当了自己的首饰；他们的财产只剩南卡罗莱纳州的农场，登记在伊莎贝尔名下，但找不到买主。格雷这下真是一无所有了。
艾略特势利归势利，但谁能否认他同时也是个最亲切体贴、最慷慨乐施的人呢？
“噢，我没啥好抱怨的，”他一派轻松地说，“天无绝人之路嘛。”
“你说什么？”我没顾得上礼貌，语带诧异地问道。
“这个嘛，你也晓得墨索里尼收回了蓬蒂内沼泽的大片土地，我得知教皇很担心居民没有地方可以望弥撒。总而言之，我就盖了座小小的教堂，具有罗马教堂风格，跟我在普罗旺斯看到的那座一样，每个细节无不完美，我不得不说，完全就是百分百的杰作。教堂奉献给了圣马丁，因为我十分走运，刚好找到一面关于圣马丁事迹的彩绘玻璃，上头是圣马丁把长袍一分为二，其中一半给了个赤裸的乞丐，象征意义跟教堂很契合，我就买了下来，镶嵌在圣坛正上方。”
“你看到那个纹章了吗？老实说，我要你陪我来夏尔凡的时候，早就忘记这回事了。我应该还没机会告诉你，教皇陛下恢复了我祖先的头衔。”
“你不晓得吗？我的母亲是罗里亚伯爵的后代，伯爵跟随菲利普二世到英国来，还娶了玛丽王后的侍女。”
这拨大萧条起初未给蔚蓝海岸太大的冲击。我听说有两三个人赔得很惨，许多别墅冬天关起门来，有几栋已经准备出售。当地旅馆门可罗雀，蒙特卡洛的赌场频频叫苦，生意相当惨淡。而到了第三年，蔚蓝海岸才真正感受到不景气的威力。当时一位房地产中介告诉我，从土伦到意大利边境的地中海沿岸，共有四万八千栋房产待售。赌场的股票大跌；大饭店压低房价企图揽客，生意却不见起色。路上仅有的外国人，都是本来就穷到不能再穷，不花钱是因无钱可花；所有商家都被愁云惨雾笼罩。但与众人不同的是，艾略特既不辞退用人，也不扣他们的薪资，反而继续以美酒佳肴招待贵族名流，还买了辆全新的大轿车，且因从美国进口，得付一大笔关税。艾略特更慷慨资助主教筹办的慈善活动，免费供餐给失业家庭。他的生活一如既往，仿佛金融危机只是幌子，并未席卷大半个欧美。
他写道：“一个家族沦落到变卖祖产，难免令人难过。但最近这几年，我有许多英国朋友也被迫出此下策。是故，面对无法避免的结果，我外甥和伊莎贝尔同样得勇于接受，泰然处之。这才是士绅阶级应有的担当。”
我们就此道别。艾略特说六月底会到蔚蓝海岸，但他并没有出现。他原本已安排好把用人从巴黎送来，自己再悠闲地开车下去，抵达后一切便都已就绪，但不凑巧的是，他出发前接到伊莎贝尔的电报，说母亲病情忽然急转直下。如前所述，艾略特不仅与姐姐的感情好，家族观念也深，便在瑟堡搭第一艘船返国，又从纽约回芝加哥。他写信告诉我，布雷德利太太病重，瘦得不成人形，也许能再撑几周，顶多几个月，但无论如何，他觉得自己有责任陪她最后一程。他说芝加哥的高温没有想象中难受，也不在意缺乏像样的社交，因为当时也无心参与。他说，美国同胞对于大萧条的反应太让他失望了，他本来以为他们懂得看开一些。艾略特说得倒容易，毕竟损失都由别人承担，而他如今坐拥过去没有的财富，恐怕没资格如此苛刻。信末，他托我捎个口信给几位朋友，还请我务必记得逢人就说明他的别墅今夏未开放的缘由。
“很好，很好，”艾略特说，“那等背心好了，就一块儿寄来吧。”
“那你呢，艾略特？”我问道。
股灾过后，格雷曾努力想找工作，甚至去找勉强度过金融风暴的券商，看看能否当个办公室职员，但处处碰壁。他还向老朋友发履历求职，职位薪水再卑微都无妨，但仍然石沉大海。他奋力设法停损，却一败涂地，加上焦虑不堪与遭受屈辱，终于导致精神崩溃。他开始出现剧烈的头痛，整整二十四小时都无法动弹，头痛好不容易消退后，人却像块湿抹布，全身瘫软无力。伊莎贝尔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全家搬到南卡罗莱纳州的农场，让格雷好好养病。想当初，农场靠着贩售稻米，一年可以进账十万元，如今仅剩荒芜的沼地和橡树林，顶多吸引猎野鸭的游客，却是遍寻不着买主。大萧条后，他们三不五时就会去那儿，现在打算住上一阵子，等经济情况好转且格雷找到工作再做打算。
“好啊，”他说道，店员离开去取裤子时，他对我说，“上头还绣了我专属的样式。”
“噢，那你是怎么回馈的呢？”
那年春天，我正要返回费拉角，途中在巴黎待了一天，便邀请艾略特共进午餐。我们约在里兹酒吧。酒吧已见不着众多饮酒作乐的美国大学生，反而异常冷清，一如剧作家笔下戏剧首演失利的情形。我们先喝了杯鸡尾酒，然后点午餐来吃——艾略特终于能接受这来自美洲的传统了。饭后，他提议晃到古玩店去逛逛，我虽然口说没钱花，但依然乐于奉陪。我们穿越旺多姆广场，他问我可否陪他到夏尔凡服饰店一趟，问问先前订做的衣服好了没。他订了几件背心和衬裤，绣有他的姓名缩写。背心还没送来，不过衬裤倒是好了，店员问他想不想看看。
艾略特不以为然地挑了挑眉。
他们还卖了布雷德利太太在芝加哥的房子，也算是颇为幸运。原先有人计划把那排住屋拆掉，改建成连栋公寓大楼，但布雷德利太太顽固异常，坚决要死在自己家里，因此计划始终未付诸实施。布雷德利太太前脚才撒手人寰，开发商后脚就跑来开价，且马上获得同意。但尽管如此，遗产仍然只能让伊莎贝尔勉强度日。
“所以股市崩盘的时候，你老兄过得可舒服了？”
我对商场的事一窍不通，转述艾略特所说的经过，想必读来有些混乱。就我的理解，他们的公司之所以碰上大灾难，部分得怪亨利·马图林个性固执，部分则要怪格雷操之过急。亨利·马图林起初不相信崩盘有多严重，自以为这是纽约券商密谋要摆同业一道，因此他咬紧牙关砸大钱支撑市场。他怒斥芝加哥的券商，直指他们任由纽约那些流氓摆布。亨利·马图林的那些小客户，领固定收入的寡妇、退休军官等，向来听他的建议投资，没损失过半毛钱，他也一直引以为傲。如今为了不让他们蒙受损失，他只得自己掏腰包补足成本。他说已做好破产的准备，钱财可以再赚，但那些客户要是输光投资，他就永远抬不起头了。他自以为做人豪爽，说穿了只是虚荣。他的巨额财富就此蒸发，某晚他忽然心脏病发作，当时他才六十多岁，工作和玩乐都全力以赴，只是饮食和喝酒都无节制。经过几个钟头的折磨后，他就因冠状动脉血栓过世了。
衬裤拿来了，除了材质是纯丝的外，看起来跟我平时在梅西百货买的差不多。但吸引我注意的是，“E.T.”两个交错的字母上方，竟绣了伯爵的冠形纹章，但当时我并未作声。
“老朋友，有一个美国人的说法，你应该用不太到，但用来形容我的情况倒非常恰当。我半点损失都没有，反倒捞了不少油水。过了一段时间，我只花少少的钱，就把卖掉的股票全买回来了。我只能说这一切是天意，所以觉得应当做点事情来回馈。”
我当时人在伦敦，起初我们这些在英国的人，并没有察觉到情况有多么严重，也未料到后果会不可收十。对我而言，损失一大笔钱当然懊恼，但多半是股票面值，大势底定后，现金其实并未减少。我晓得艾略特赌得很大，担心他会赔得很惨，而直到我们都回到蔚蓝海岸过圣诞时，我才见到他。他说亨利·马图林已经死了，格雷也破产了。
“我后来有幸把照片拿给教皇看，教皇对我和蔼有加，说一眼就看出我慧眼独具，还说现在世风日下，他很高兴能遇到既忠于教会，又有深厚艺术涵养的人。这实在是毕生难忘，而过了没多久，我便接到教会通知说教皇要赐我爵位，真的是惊喜万分。身为美国公民，我觉得用头衔不免显得炫耀，当然在梵蒂冈除外，那是非用不可。所以我不准我的约瑟夫称我为伯爵，想必你也会替我保密。我不想把这事张扬出去，但又不希望教皇以为我不重视这项殊荣，所以才把纹章绣在贴身衣物上，这完全是出于对他的尊敬。老实说，在细纹衬衫底下藏着这等头衔，我自以为还是很光荣的。”
“我绝不会允许的，”艾略特写道，“老朋友，这种生活跟猪有什么两样，伊莎贝尔没有女佣服侍，孩子没有保姆带，交给两个黑女人照顾。因此，我先让他们住进我在巴黎的公寓，待这个伟大国家的经济好转再说。我也会安排用人给他们，其实我的厨娘手艺就不错，所以应当会让她帮忙，毕竟我再找人并不难。这些开销全部由我来负担，伊莎贝尔可以把她那点收入拿来买衣服，或替家人找点乐子。这代表我会有大量时间待在蔚蓝海岸，所以啊老朋友，希望与你更常见面。照伦敦和巴黎的情况来看，我倒宁愿住在蔚蓝海岸，只有在那儿遇得到趣味相投的人。但我不时仍会去巴黎住个几天，也不介意到里兹酒吧大啖一顿。值得欣慰的是，我总算依我的意思说服了格雷和伊莎贝尔，如今只待必要事情安排妥当，就会带他们一起来。家具和画作（唉，质量拙劣且真伪难辨）再过一个礼拜就会卖掉。我觉得他们在老家一直住到最后会触景伤情，因此就先带他们到德莱克饭店同住。到了巴黎后，我会把他们安顿好，再前往蔚蓝海岸。别忘了代我向邻居问好。”
“就是那位血腥玛丽吗？”
“我想只有异端才会这样叫她，”艾略特语气僵硬地说，“我应该没有跟你说过，一九二九年整个九月，我都待在罗马。其实我很不情愿，因为罗马那时没什么人，但幸好当时责任感战胜了享乐的念头。我在梵蒂冈的朋友说，经济就快崩盘了，大力劝我把手头上所有美国股票全数卖掉。天主教会的智慧毕竟累积了两千年之久，所以我丝毫没有怀疑，拍了个电报给亨利·马图林，要他抛售我的股票，改买黄金保值，也拍电报给露易莎要她卖股票。亨利·马图林回了电报，问我是不是疯了，还说除非我确定，否则他绝不卖出。我立刻再度拍电报给他，语气非常坚定，请他马上照办，并在事成后回报。可怜的露易莎没有听我的话，赔得可惨了。”
我没有再多加过问，毕竟他的财务状况与我无涉，但无论他的损失多寡，想来跟我们一样都吃了苦头。
我们离开服饰店。艾略特走了几步后，转头对我笑了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