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这样一步一步为他经营外官地位，若非正印，即是美地——这一切自然是有心栽培，可是连皇帝在内，竟没有一个人看出来，先前他与薛稷冲突，全盘出于精心谋划。
虽然晚了大半日，他毕竟还是来到了孙楚楼，不意间却先从范十三口中得知：蜀中绵州来了个“颇有意趣”的人物。这人则在多年之后，还记得他们初相见的那一天，崔五口占之句——李白非但记得，还套用了那句子，植入酬答之作，还给了崔五：“岁晏归去来，富贵安可求？”
这就更明朗了：他之所以要除去巨室，不是为一己争珪组、邀名爵甚至承袭天下。他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父亲。这几句话也正是崔日用想借以攀缘过渡的索带，登时应之以雅言：“此乃孝感动天，事必克捷。望速发，出其不意，若少迟延，或恐生变。”这是李隆基提领北门军、发动“唐隆之变”前最得力也最亲密的一份鼓舞。
然而他不只是随波逐流，很快便找着机会入奏言事，他是这么说的：“太平公主谋逆有期，陛下应已明哲先见。往昔在东宫时，倘若欲为讨捕，犹碍于子道臣道，不免用谋用力。今既光临大宝，但须下一制书，谁敢不从？不然，倏忽之间，变生肘腋，奸宄得志，则祸乱不小。”
再听到这几句上，李隆基更觉出蹊跷来，赶紧追问：“愿聆雅教。”
实情正如李白所揣想，段七娘所守候的，正是崔五；而他不能及时履约，的确有不得不尔的苦衷。崔五，名成甫，字宗之，以字行。这一趟风尘仆仆，事关官爵，这在士族少年而言，是天大事。
三陵所过之处，崔五足下少不了风流痕迹。开元十年，他漫游无方，来到金陵孙楚楼，结识了段七娘，两情缱绻，定下啮臂之盟，说的是：既然不得暮暮朝朝、卿卿我我，每岁三寒食日若能畅游终朝，也强过那只能在七夕一晤的牛郎织女了。崔宗之当时曾有一首七律留情；其调笑之意，自负之态，堪说是溢于言表：
崔五是从东都出发的，原本以日行二驿计，轻缰缓辔，约莫十六天可以抵达长安。继而转念，倘或今秋再误了寒食之约，则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赴金陵。既然诏命之下，是个乏人问津的冷官，一月赴任，无早无晚。略计其程途，设若先从驿路南下金陵，盘桓数日，再过江取渠道西溯汉水，经丹水至商州，复北接灞水、渭水，也是扬长赴京——这一段水路，不多年前才由于输运江南米谷财用，而兴大役疏浚过，至今畅通无阻；想来最多不过八九日，也就到了。绕这么一个弯，虽然行色匆匆，还是了了心愿，争如生生世世不能相见？就这一念所转，忽然得句：“春秋倏忽逝，富贵安可求？”
睿宗即位之惴惴不安，世所共知，他在景云二年十二月，召见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时公然请教的是阴阳数术，尽管司马承祯对以：“道者，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安肯劳心以学术数乎？”睿宗截搭其言，一口咬定“无为”二字也暗合于他退位的心思，接着问：“理身无为则高矣！如理国何？”这是已然心有定见，要套取司马承祯的话，老道士也只能就自己愿意伸张的治国之道立言，遂说：“国犹身也，顺物自然而心无所私，则天下理矣。”当时这番议论如果持续下去，不免会言及“心之所私”究竟为何——毕竟，出手夺取天下可能出于私欲，而拱手让出天下又何尝不然？但是睿宗一意已决，叹口气，说了一句话、八个字：“广成之言，无以过也。”这是拿上古时黄帝求道于崆峒山神人广成子的典故自况，既然神人如彼，何不从善如流？次年八月，睿宗一举禅位，把天下让给李隆基去理了。日后开元天子也援例召见司马承祯，事以师尊，赐以名山，筑以宫观，可谓崇礼之极，到那时，司马承祯却对崔日用的儿子崔宗之叹息着说：“某愈以无为，而愈有为如此。”
然而，三年又半，崔五此来不只是践约，还是告别。
话说得很不清楚，可是语气、神态，充盈着一片杀机，崔日用不能逼视，低头俯颔，嗫嚅以答：“诺！”
开元中叶以前，大唐帝国由于东南租赋运输供应之便，行在经常迁往洛阳。李隆基又生于洛阳，极喜东都膏腴繁盛之区。近两年借着封禅大典起銮回驾之便，就在东都待了下来。可是，当各方杂沓人事纷扰不定之际，不论有无主张、有何计议，总有人像是急着归林的倦鸟，只道：是不是该先回西京了？
日后，崔日用虽然受到兄长犯赃的牵累而削官，可是在开元七年的时候，仍有诏令嘉勉：“唐元之际，日用实赞大谋，功多不宜减封，复食二百户。”调任并州长史，在任三年之久，因病故世，终年五十岁。崔日用在当地政绩极好，并州人怀德追思，吏员黎庶皆着素服送葬，朝廷追赠为吏部尚书、荆州大都督——这大都督，已经意味着相当于皇子的地位了。
崔宗之听说人谑称他是“本朝岑郎”，不但不以为忤，更自觉无可收敛，逢人还笑谓：“则崔五也算得是大孝不离于亲！”
先是中书令张说以宰辅之尊，遭崔隐甫、宇文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弹劾，罢职下狱鞫审。接着，又传出了天子有意立武惠妃为后的风闻，朝议纷纭。有的说这是张说欲取立后之功，更图再度入相；也有的人认为惠妃自有子嗣，一旦登上宸极，必将危及太子。偏偏在这喧嚣四起的时刻，恰因河南、河北发大水，魏州接着也传来溢河之灾，溺死者数以千计。又过了不到一个月，诏令于龟兹设置安西都护府，发三万大军遣戍。于是内廷不时有返还西京长安之议。皇帝还犹豫着，又不便表示身眼仍为洛阳花色所迷，只好权宜同意，新任备任诸官，着令直赴西京待命。
崔日用道：“犹记昔年臣与科考试文，曾引孟子‘为政不难’语，于今思之，世事恐也有孟子亦不能料者。”
崔日用对于开元天子的影响，还显现在另一件事上。有一年皇帝诞辰，百官进贺，崔日用采《毛诗》之《大雅》、《小雅》二十篇及司马相如《封禅书》献寿，借以劝颂。这是李隆基第一次对封禅之事有了独特的兴趣，皇帝立刻下诏，赏衣裳一副，缎物五十疋，以为恩谢。
岑文昭在日，多与时人游款，不择雅俗，太宗以为有辱士族，却由于校书郎官卑职小，不便亲自斥责，绕了个弯，召见岑文昭的兄长——也是贞观年间的著名宰相——岑文本；从容劝勉：“卿弟过多交结，恐累卿；朕将出之，为外官，如何？”不料岑文本闻言涕泣上奏，道：“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钟念，不欲信宿离于左右。若今外出，母必忧悴。傥无此弟，亦无老母也。”岑文本这一哭，皇帝亦为之动容，只好破例把岑文昭唤来，当面训斥一番作罢。
李隆基早就明白崔日用一向所倚附的，是他当前的大敌，此时看崔日用辞色若有掩隐，听出话里别藏机栝，猜想或有他计，遂问：“卿身在机要，何出此言？”
皇帝思忖良久，道：“诚如此，直恐惊动太上皇，卿宜更思之。”
清除太平公主一党的行动有如风卷残云，薛稷便是受到这一番牵连，而于开元元年瘐死于万年县大狱之中。而崔日用随即真如“诛除韦、武故事”之时一般，立刻获得“加实封通前满四百户”，“寻拜吏部尚书”。
就在睿宗、玄宗行禅让的先天元年，有侍御史王主敬其人，自认才望兼具，求入尚书省任吏部考工员外郎，没想到所获之缺，竟是“膳部员外郎”，“膳部”是归属于“后行”的礼部，时人乃以诗戏嘲之：“有意嫌兵部，专心取考功。谁知脚踜蹬，几落省墙东。”省墙东，就是尚书省的东北角，膳部庖厨炉灶之所在侘傺尴尬之地——而这些，都还是建置于尚书省的郎官，至于崔宗之所得的门下省起居郎，斯又不及尚书郎之远甚。
也就是在这个号为“侍御”的官职上，崔日用深获安乐公主的卵翼，而与武三思、武延秀及宗楚客结为党羽，升任兵部侍郎。据传，在一次宫廷宴会之中，君臣同醉，崔日用起身跳了一支“回波舞”助兴，舞后向中宗皇帝求学士职，当下御赐诏命，让崔日用“兼修文馆学士”。
这是开元十四年，崔五早已服丧期满，理当应命就荫，赴省任官。他身在故乡滑县，距离当时朝廷所在的洛阳可以说是咫尺之遥，原本轻装应卯，十分便捷。然而偏逢多事之秋，诏敕一直耽延下来，且都跟朝廷行在有关。
孟子的原话李隆基显然不熟，那是出于《离娄》上篇，崔日用绕了个弯子，为的是勾引李隆基于猝不及防之间，道出自己的盘算——孟子是这么说的：“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当时宰臣七人，就中四五皆出于太平公主之门，以窦怀贞、萧至忠、崔湜为首，而在情势上倚附庸懦的太上皇为后盾。崔日用既不能明火执仗地与窦、萧、崔氏为敌，却能够曲折借力，把一向同窦怀贞私谊甚笃的薛稷当作箭垛，刻意“忿竞失度”，把自己贬出长安，正好远离了太平公主与李隆基之间对立的风暴。
就在讨平韦氏的当天夜里，临淄王传皇帝诏令，令崔日用“以功授银青光禄大夫、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封齐国公，食实封二百户”。崔五日后所袭之爵，也就是齐国公。
把这番话转用于政局时势之所趋，指喻相当明白：巨室，就是韦氏、武氏以及安乐公主等人。若说“为政难”，就表示当今巨室之所慕，恰不与一国同，更不能与天下同，这就表示崔日用之居心，是站到了李隆基这一边来。
崔日用非但与谋李隆基之定鼎，其静思世变，善观辞色，制谋机先，当代无可及者。他参知机务不过一个多月，便与少保薛稷因细故在中书省争执咆哮，闹得个公然失仪，李隆基不敢明白回护，下敕书将他转贬为雍州长史，停知政事。之后不多久，便迁扬州；又过了一段很短的时间，暗暗升为婺州、汴州刺史，继而出任兖州都督、荆州长史。
崔五的父亲崔日用，是滑州灵昌人，科考中进士，初官任芮城尉。大足元年——也就是李白出生的那一年——武氏当国，銮驾于十月间西行入关，至京师，路过陕州的时候，陕州刺史宗楚客以供应膳食事发付崔日用筹办，不但供应丰厚，且遍馈从官，大赂人心，极受宗楚客赏识，由此而得荐举，升新丰尉，随即入居清要，成为监察御史。
由于是门荫入仕，崔五不必经由科考、守选等程序，荫任得门下省的起居郎，是个从六品的闲官，即将上任。先前那扬空十丈的黄尘，便是履新车马。虽说是袭封而得官，崔五并无经世济民的大志，他内心很清楚：而今吏门官署，无非进士之天下；而天下郎官，多如牛毛，也有高低等级的区别。
可是他与段七娘却都没有料到，过不几日，并州就传来了噩耗，齐国公病逝于任所。崔五自此庐墓三载，不能荤食服锦，更不得游衍寻欢。段七娘痴心等着，三年后的春寒食匆匆已过，情人形影未缪，而杳无崔郎音信。春去秋复来，秋下即冬，这一寒食又过了。
李隆基接着又刻意操雅言说道：“今谋此举，直为亲，不为身。”
当崔日用状似忧心忡忡地表示，他已经看出了巨室之不安于室，李隆基忽然离席而前，趋近崔日用身边，低声道：“何若除之？”
崔日用早有准备，侃侃而言：“臣闻，天子之孝与庶人之孝全然有别。庶人之孝，谨身节用，承顺颜色；天子之孝，安国家，定社稷。今若逆党窃发，即大业都弃，岂得成天子之孝乎？伏请如前诛除韦、武故事，先定北军，次收逆党，即不惊动太上皇。”
中宗的死相当突然，宫中颇有异闻，纷纭众说之中有用毒一端，也不免指向韦后。崔日用偶然间听到了这个揣测，固不敢信，然而他慎谋知机，非但不肯出面为韦氏一党雪谣，反而召见了与临淄王李隆基过从极密的僧人普润，以及上清派的道术之士王晔，私下求见临淄王，开门见山一句话：“为政难！”
崔日用还在世的时候，崔宗之只一翩翩公子，经常一帆江上，往来于江陵、金陵、广陵之间，结交各地文士。由于个性豪宕，行事疏简，又多出入妓家歌馆，行酒劝觞，名声远播，而不免迭有物议，说他是“本朝岑郎”——这是拿太宗朝的一个校书郎岑文昭的事例来指斥他轻薄无行。
一般说来，郎官以吏部、兵部为“前行”，堪称剧要。户部、刑部为“中行”，在大僚面前，已逊容色。至于礼部、工部则为“后行”，地位最次。
仔细消磨话一般，片言三复未经删。明明识破无情处，落落猜疑有意间。忽觉寒暄真解语，应惭说笑但开颜。杨花去远桃花逐，恐怕春风不肯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