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李白，诵罢了诗篇，依旧敬陪末座。对于香床之上的李颙、赵蕤接下来的一阵喁喁私语，并不能字字入耳。丹丘子则频频向他举杯，其间也不免找些话题殷勤就问，两人说到了诗，一时意兴昂扬起来。这时，别驾魏牟忽然拦过话，道：“李郎之诗，似仍由古调入手，与近时风尚颇异其趣—设若有心上进，还须多留意法度。”
扁庆子，是《庄子·达生》篇里的一个虚构人物。这篇文字极可能不是出自庄周之手；某些后世考者以为是汉代阴阳家所作，也不确实。此文倒像是庄周的及门弟子仿拟其文笔，用以推阐《庄子》内七篇中《养生主》的思想。
“刺史荐举，岂是玩笑？”李白问道。
“名声？”
这使李颙感到兴奋，以及忐忑。毕竟，当前朝廷用人，还是以科举和门荫为入仕之起点。荐举之后，略加策问，虽然足以令布衣入署从事；不过一般说来，还是以举荐现任或“前资”官为大体，原本寒门小姓而又是白身之人，最常见的就是入居幕府之后，历几任微官，在大帝国边远荒僻之处像僧侣一样地寂寞修行，仍旧讨不了什么像样的地位。
在孙休离去之后，扁庆子深深叹息了。他紧接着对大惑不解其叹的门人打了这样一个譬喻：从前有一鸟，栖止于鲁国的近郊，鲁君很喜欢这鸟，便备办了太牢之礼所用的食物来饲养它，派人演奏了九韶的乐章来歌颂、取悦它。可这鸟儿却流露出伤悲而迷惘的神色，不敢吃喝。在扁庆子而言，鲁君的行径，就是拿奉养自己的方法来养鸟；倘若真要用养鸟的方法去养鸟，应该是“栖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则平陆而已矣”。
《史记·留侯世家》所载，极为通俗晓畅的一个故事。东园公姓庾，字宣明，居园中，因以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齐人，隐居夏里，故号夏黄公。甪（音路）里先生，河内轵人，太伯之后，姓周名术，字元道，又号“灞上先生”。号为绮里季的，是四人之中唯一未传姓字者，日后附会之说，谓此公姓吴名实，恐亦无从查其实。
丹丘子突如其来的感叹，于他自己修道学仙的生涯而言，也埋伏下一个转捩的契机；他是到这一刻，才体会那些令凡俗之人充满惊诧、也充满欣羡的手段，应该还涵泳着某些值得咀嚼思虑的旨趣。
赵蕤依旧望着远方逐渐平息下来的车尘，道：“刺史欲举我等入仕，汝与某一无出身，复为寒士，亦乏援引，即便文才美好，能御千禽万兽，天家宁复召我等充控鹤监乎？纵使召去，汝便任乎？”
本来以为自己因见了鬼而生病的齐桓公一听到这里，便整理了一下衣冠，片刻间觉得病体已经痊愈了。这个故事，恰恰就是从反面立论，说明齐桓公的“病”，就是不能为“纯气之守”，而被“委蛇”这种既不存在、也全凭主观定义的“外物”所迷惑、所宰制；忽而令他沮丧、忽而又令他振奋，究其本质，不过是一场追随无稽幻象而颠倒的荒诞而已。
“然！”赵蕤道，“若刺史一举而应之，汝便得一小官，穷守三数十年，犹不免志以殁；若举而不应，汝便乘名直放天下四方，万里京国！”
在武则天后垂拱中期，曾改太子左右监门率府为左右控鹤禁率府，为宿卫近侍之官。到了李白出生之前二十一二年，也就是武氏当国的晚期，又设立了一个专属于女皇的衙署，名为“控鹤府”，由其男宠张易之掌辖。在府中任事者，多为武氏之所幸，以及语言侍从之臣。此署既从事诗文作品之编纂，复可以视为女主之后宫。可以说是武则天的一个小朝廷，“每因宴集，则令嘲戏公卿以为笑乐”。到了赵蕤同李白辨析官场时局的当下，控鹤府更以由于权柄沦替，而成为臭秽不堪闻问的一个语词。
这位堪称老子嫡传的关令尹喜于是开导了列子一套心法，认为“至人”之始，就是“纯气之守”；一个人若能天机饱满、精神无间、外在的形色声相等都不能乘隙而入，就像是喝醉了的人，从车上摔下来，也不会受多么严重的伤。那是由于“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
“名声！某今日设施，不外就是赚他一个千里之名耳—”赵蕤神色焕发，对群山如对千众万众，敞襟挥袖，侃侃而谈，“试问：渭滨之望，隆中之对，何尝经过那么些青黄灯卷，笔墨折磨？为圣人师，为天下计，又何尝须要我辈枯心应考，连年守选？—‘商山四皓’故事，汝应该是十分熟悉的吧？”
李白大惑不解地问他：“‘举有道’、‘使有名’，尚可解；而‘非常道’、‘非常名’实不能解。”
“非也！”赵蕤笑道，“正因为不是玩笑，故不能应其举。”
可是，《达生》篇的作者犹不以此为足，更进一步地透过另一个虚构的人物—扁庆子—之口，将“委蛇”解作一种幽栖于深林的鸟所嗜好的食物。
李白看魏牟年辈甚高，不敢失礼，遂欠身答道：“长者之言，某敬祈奉闻。”
“而今京中九品小吏，有二官职，一曰正字、一曰校书，于三十品阶之中，位居二十七八，号曰清贵，也只胜过那些不入流的小吏。欲以科举得之，犹须等地稍高、文学兼优者，尚待‘门资’伴衬，汝与某，岂有父荫、祖荫可依？”
不过，若再深入推想，赵蕤似乎并不寄望李颙明白这些，因为这样嘲诮来客，毕竟是十分失礼的；而这一切布局讽喻，更不会是为了恰巧随行而来的官员属吏或是丹丘子而设。那么—
没多久，高祖欲废吕太子刘盈，立戚夫人之子如意，张良便请商山四皓为太子辅弼，刘邦自然大惑不解，谓：“我求访四位老先生多年，诸位总是畏避不见，今天却愿意追随小儿出入，这是什么道理？”四皓应道：“陛下轻慢士人，好谩骂，臣等义不受辱，只好逃亡藏匿。窃闻太子仁孝，恭敬爱士，天下人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所以我们也就来了。”刘邦于是便指着这四个老人，示意戚夫人：“而今我就算想要另立储君，却有这四人辅之助之，看来太子羽翼已成，难以撼摇了！”
他看着魏牟，偶尔也看一眼丹丘子—丹丘子对魏牟的议论似乎极之不耐，时不时眉眼斜拧，又像是害瞌睡。这时，李白发觉魏牟的面颜形躯渐渐变小，而他周身的地貌景观则随之变得深邃幽窅。
李颙一行继续他们的春游，向桃花林以及大明寺进发。但是对于刺史来说，大事已经办了，他倾心满怀只有一念：该如何运用恰切的典语事例，写好他的荐表？此行，他遇见了有道术、也有学问的人，更不期然遇见了诗才英发、风姿雅健的后生，这都令他觉得意外，却也异常满足。如果依照赵蕤的义理推论，那双桂树的确是一个“种”，而此“种”所遇合际会的“机”，不正是戴天山的师徒二人吗？他们，不正是绵州所孕育、而应该由刺史所显扬的双桂树吗？
在齐桓公和皇子告敖的对话里，出现了一个名词：“委蛇”。这个语词的出现，可以说是弟子们对庄子开的一个玩笑。因为原本出自庄子之手的《应帝王》篇里，就有这个词：“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与之虚而委蛇。”“委蛇”就是不泄露心术，随机混沌，应付而已。
相传此四人为秦七十名博士官之余，通古今，辨然否，典教职。因不忍秦政暴虐，隐居商山，过着“岩居穴处，紫芝疗饥”。汉兴以后，也拒绝了高祖刘邦的征辟，世传曾以《紫芝歌》明志：“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
来日一身，携粮负薪。道长食尽，苦口焦唇。今日醉饱，乐过千春。仙人相存，诱我远学。海凌三山，陆憩五岳。乘龙天飞，目瞻两角。授以仙药，金丹满握。蟪蛄蒙恩，深愧短促。思填东海，强衔一木。道重天地，轩师广成。蝉翼九五，以求长生。下士大笑，如苍蝇声。
赵蕤像是早知他答不出来，迳自接道：“寄托天命国祚于四皓，便只因四皓有天下名，可以孚天下人之所望。然则，容某再问：这天下名，究竟从何而来？道理也很简单，从高祖求之不得而来。于是可知：这名之为物，本有一理；求之而得，尽管名噪一时，未几或败；求之而不得，则声价不坠，历久弥新。如此，汝子明白也未？”
李白还是不能体会赵蕤的心思，只能半带讥嘲地说道：“神仙办事，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何其缥缈曲折？”
此日，直到这一行人告辞离去，赵蕤望着牛车轧轧声中一阵又一阵飞扬的尘土，忽然纵声大笑，笑罢了，冒出两句词气诡异的话：“举有道，非常道；使有名，非常名。”
李白也给这一问问住了，只得摇了摇头。
若是越过魏牟的肩头，望向更远处的山曲，彼处有暮云冉冉而升，云中似有蠢蠢欲动之物；若虫、若兽、若仙、若龙；而他的诗句，已经穿透魏牟的谆切之言，在那天地之间，影影绰绰地浮沉着了。这首诗，日后冠以《来日大难》之题，每当李白遇着迂儒鄙夫，都会忍不住吟来作嘲：
扁庆子在是《达生》篇末出现的道者。当时有一个名叫孙休的鲁国人，登门造访，向扁庆子抱怨自己的处境，说他不能隐居于乡里，因为怕人指责他避世不出，是由于修身不足；又怕人非难他在国家有患难的时候，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这显然是一种试图在官场上积极进取的说辞，却出之以矫情的自怜自伤。
魏牟并不逊谢，点着头，谠论道：“诗之为物，最忌直白。本朝各科多试帖诗，端看士子心思曲密与否，此作诗一大要旨，一旦趋逐平易，不免流于浅俗。汝辈少年行，如果有心仕途，一定闻知六七年前，考功王丘员外知贡举时，以‘旗赋’一题，订韵脚之格；这便是大势所趋呀—非如此，实不能仔细考究士子的资质。至于贤郎之作—”
“控鹤”一语，典出汉刘向《列仙传·王子乔》：谓周灵王太子晋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间，为道士浮丘公引入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托言告家人：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届时，王子乔果然乘鹤于山头，望之不能及。而这位王子则举手为礼，像是谢别时人，过了几日，便仙去不回了。
这一段话，实则有相对反的两层含意。其一，是从禽鸟的物性而言，野物之自适，栖林食蛇而已，原本就不该受人豢养。其二，则恰恰借由讥讽孙休而进一步讥讽了扁庆子自己；因为这个孙休，不过是心智迟钝、识见寡少的人，而我却以“至人之德”的道理同他说了一大套，不就像鲁君那样，拿“太牢九韶”—礼乐的象征—如此贵重的妙道，去伺候畜牲吗？庄子在这里又打了个譬喻为结论：“这就好比用轩车大马载着小鼠出游，用钟鼓之乐演奏给麻雀听，这些禽兽怎么能不受到惊吓呢？”
魏牟说到这里，将颔下胡须一拈，皱眉咂嘴了半晌，轻轻地摇了摇头，道：“辞气凌厉，鼙鼓纷摐；闻之令人悚然。不过，坏也就坏在此处—须知诗教温柔敦厚，议论则重婉转，说什么‘五羊皮买死百里奚’，非但质野，语迹甚至说得上是粗鄙了。”
李白点了点头，道声：“诺。”
李颙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赵蕤恰是从完全对反的另一面着眼。
丹丘子所恍然大悟者，正是赵蕤在这一场令人目眩神迷的禽鸟之会后，所说的那几句话：“贵客不远遐路，幸见光临，且受戴天山群禽一礼，以答知遇之情罢！”
“那不是辜负了刺史的一番美意么？”
“这—”
从这个结语来看，先前那一大套禽鸟翔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的展示，都还只是浮光掠影的表面文章而已；赵蕤施展道术，其实另怀深意—他是把李颙当成孙休一样的人物了！换言之，丹丘子所体认的“扁庆子之忧”，正是真正的隐者对那些口称圣朝，笔诵尧舜，一心一意以天下国家为忧、以朝政民生为虑的人所发的喟叹，这些混糅了理想和野心、抱负和欲望的人物，才是真正值得忧虑的对象。
“难道这就是‘使有名，非常名’么？”
赵蕤接着又道：“入流任一小官，更须经历无数迁转；于正字、校书之后，放一中县、下县，作两任县尉、参军，转眼十年也就过去了；倘若以文才见长，加之以时运遭遇不恶，或许入职弘文馆，再沉埋数年，仍不免要出调于某州某府，也还就是参军、别驾，如能勉保处人行事无大过，又是十年。此乃官常，司空见惯。”
然而，庄子的弟子可谓得其师尊的妙术，善尽玩弄语言的手法，刻意在齐桓公与皇子告敖的对话中，将“委蛇”说成是一条蛇，还是一条有车轴那么粗，有车辕那么长，身穿紫衣、头戴朱冠的蛇。而这蛇，畏惧雷鸣车声，一旦听见了，就会捧着头站起来—见到这种东西的人，将会成为诸侯的霸主。
李白对这掌故并不陌生，可是却不明白赵蕤此时借言此典的用意，正待要问，赵蕤已继续说下去：“刘盈即位，亦非明君，何故？四皓耄耋矣、昏聩矣，其识人之不明如此，堪见也就是浪得虚名而已；以浪得之名而受顾命之责，是留侯不肯自己放手作；留侯不自为，乃付之于四昏聩老人，是留侯早知刘盈之不可辅、不能弼、不成材。明知其不可辅、不能弼、不成材，却又假手于人，如何有据？”
门资，是很现实的条件。父祖以上几代任过某一品秩以上的高官，便可以荫及子孙，使能得到任官的资格。这种贵盛之家的后人，多半在少年时代就曾经于宫廷中担任过名义上或实质上的卫官、斋郎、挽郎等，为期六年，进一步取得参选文武官职的资历。所谓：“以门资入仕，则先授亲、勋、翊卫，六番随文武简入选例。”现实之中，或有“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而得受任此官者，也就是所谓“无赖恃恩私”之徒，这，全仰赖朝廷制度的保障使然。
李白垂了头，应声：“诺。”
但是孙休的居心却被扁庆子一眼识破，扁庆子当场拆穿了他，说：“你这一番话，不过是表扬自己的智能，以衬显他人的愚拙；是张扬自己的清高，以暴露他人的污浊，像是手捧日月、走在光明之中，为的也只是自炫而已。像你这样的人，能够勉强保全了九窍身躯，没有沦为聋盲跛蹇的鬼物，已经算是幸运的了，你出去罢！”
此篇论旨的展开，始于庄子笔下就创造出来的人物—列子列御寇）—向传说中曾经请老子留下道德之说五千言的函谷关令尹（尹喜）请教：“至人”能修行到“潜行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究竟是什么缘故？
“神仙说：‘举有道，非常道’不是？”
赵蕤这时瞪起一双瞳子逼视着李白，道：“以时下官流视之，彼举我等以有道，则我等便入官常之道乎？”
丹丘子明白了：赵蕤所作所为，恐怕都是为了眼前这个看来才华洋溢的年轻诗人。
接着，《达生》篇的作者再借由孔子和颜回、田开之与周威公、齐桓公与皇子告敖、梓庆与鲁侯等或虚构、或假借于史册及诸子百家语里面的人物，展开一层层的推进之论。
“‘非常道’者，不入官常之道也。”赵蕤在这一刻又流露出灿烂的笑容，“尽管让刺史去作他的表荐文章，我等便是‘如如不动’而已。”
可是这也使李颙焕发出一种舍我其谁的悲壮意志，在他眼中，“孤寒无援”的士人，犹如一口一口的冷灶，正需要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人，温以微焰，燃以星火。他想象着未来—朝廷一旦接纳了他的荐表，或许受那文笔的感动，会有星使带来消息，果然征辟了赵蕤、李白；甚或只是某一位居要津的显宦，也像他一样，独具只眼，愿意将两人延辟入幕，这对地方上的后进子弟来说，又是多么深远宏大的激励？
“刺史乃官常中人，岂能不明白其间的奥妙？”赵蕤道，“一旦表荐，即成就了我辈的名声；我辈设若不就其举，这名声，就更非比寻常了。”
然而李白知道“天家”、“朝廷”、“仕途”似乎又不止于如此。他最不明白的是：看来那刺史明明是因禽鸟翔集的异象而来，这异象又为赵蕤所催动。两造一旦相聚畅谈，看似赵蕤还尽力逞其学、露其锋，务使李颙为之服德改容，为什么当刺史满怀得才而荐的欣喜和希望离去之后，赵蕤却在这一刻流露出不屑食鸡肋的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