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生活，胡商之子在一篇上书之文中追忆：他曾经为了接济那些落魄公子，在一年之内，散钱三十万。这数字可以买三万斗米，但也许并不夸张。因为他虽然不事生产，还能保持“自由之身”，恐怕得归功于胡商到处持有的债权。他以随手而得之、又随手而散之的资本与诗篇，成为到处知名的诗家，纵使经由婚姻、干谒、投献而终于成为宫廷中的文学侍从之臣，也还只能挥霍着令人激赏而不入实用的字句。
身为星宿，发为仙音，客心无住，余响不发。街道上的人们知之越多，越觉得他陌生；就连他的妻子、儿女、知交，以及久闻其名而终于接纳了他不到两年的皇帝也不例外。他借由诗篇，再一次地将人们淡忘的古风引进大唐，然而他却在风中迷失了自己的身影，他对于成就一番“达则兼济天下”的追求，也因之全然落空。千载以下，人们居然多只记得他的名字而已。
胡商这么办了；他也姓李了。他的长子和三子继承家业，分别在长江航道的上游和中游（也就是三峡和九江），建立起转卖东西粮米、织品、什货的交易，赚了更多的钱，也在各地累积了相当庞大的债权，以及信用。
邻近街头的人还听说：李姓胡商的次子是太白星下凡。他没有跟着父兄作生意，只读书、作诗、喝酒，以及游历。这孩子逐渐长大，仍然在街上晃荡，离家之后，不但形迹渐行渐远，也绝口不提自己的身世。人们谅解这一点，因为他们都能深切体会，如果不能将那个不成门面的商家远远抛掷身后，他将永远不能打造自己的前途。
满街的人都知道：皇家的李姓来自知名郡望—陇西成纪；这个姓氏可以上溯到汉朝的大将李广。不过，街旁一位法号法琳的游僧会告诉你：不是这样的。皇室的李家原本是陇西狄道人，几代以来，他们身上所流的，多是鲜卑胡种的血液，然而他们毕竟在无数征战中夺取了天下权柄，当然也可以重新书写自己的身世，使这身份能融入先前六朝的门第规模。
这条街上也许还有诗人，如果他们都只剩下了名字，也就没有人会知道：一个个号称盛世的时代，实则往往只是以虚荣摧残着诗。
然而，生意人是没有地位的，他们的孩子没有参与科举考试的资格，没有机会改换身份、建立地位，自然也没有机会进入朝廷。可是，这一条街上的人都明白：要取得出身，有很多手段。其中之一，就是牟取整个帝国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最重视的名声。
在街旁幽深阴暗的巷弄里，或是通往林野的阡陌之间，你也会看到，大部分不属于士族阶级的人，在一个物资充裕、水运发达、驿递畅通、人口繁盛的环境里，过着艰难的日子。绝大部分的粮米、布匹、器用、牲口都要供输到京师，再由朝廷加以分配，供应各地军（折冲府）、政（州县）部门，以便启动整个帝国的管理和运作。当大多数的人为了应付上缴的谷米、丝棉，付出劳力，应付种种名目的“公事”，而不能粥自足的时候，几乎沿街的店铺都从事借贷—人人都可能有债务，家家也都有机会在周转通货的过程之中博取一点蝇头小利，勉强接济生活。他们知道：诗，本来就距离他们相当遥远；有如一触即破的浮泡，有如不能收拾的幻梦。
在他笔下，诗更接近街边的谣曲。虽然也含蕴着许多经史掌故、神话异闻，显示了作者并不缺乏古典教养。然而，他的诗还融合了庶民世界中质朴、简白、流畅的语言；以夸张、以豪迈、以横决奇突荒怪恢诡的想象，勾人惊诧，引人噱叹，让人想起矫健百端的龙，苍茫千变的云，汹涌万状的潮浪，以及高洁孤悬的明月。他让奔流而出的诗句冲决着由科考所构筑起来的格律藩篱，就像他的前辈—那个因碎琴而成名的陈子昂—一样让整个时代的士子为之一震，并忽然想起了：诗，原本可以如此自由。
这个“家”字，不只是强调杜甫知名的“家人”—他的祖父杜审言—也强调了身为一个“士族”的习业传统；也就是士族阶级的门第。门第的重建与动摇，大约就是大唐帝国初期极为重要的一个政治工程。
街头，是个祖上被窜逐至西域、到他这一代又偷渡回中土的胡商。这胡商赚了很多钱，却赚不到帝国最重视的门第和阶级。于是他就仿效开朝以来的皇室，一点一点地为自己铸造、打磨、擦亮那个以姓氏为基础的身份。
在这条街上，自由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价值。街坊们若是听见某诗人吟唱“一任喧阗绕四邻，闲忙皆是自由身”的句子之时，只会明白：他现在没有官职了。至于诗的自由，更不为人所知所贵，看来那只是一种不为经营现实功利而拘守声律的意图，这意图竟然又开向更古老的风调，也就是回返数百年前，当歌咏只维持着最简朴的音乐感性，而仍然动摇性情，引发感悟。
这个挥霍的年轻人可能比大多数他的同代人有着更丰富的旅游经验，然而，明明是即目的见闻，亲身的阅历，在他而言，都只是历史的投影。也就是说，他所看到的街景，都只是原本沉埋在史籍之中，那些春秋、战国、两汉、魏晋时代的投影。在他的眼里，全然没有现实。
被誉为“诗圣”的杜甫曾经有一句诗，说得相当自傲：“诗是吾家事。”
从公元七○一年展开的半个世纪，是大唐帝国立国以来变动最为剧烈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假想：有那么一条街，两旁俱是居宅坊店，从街头走到街尾，岁月跟着步步流动，行进之间，可以看见人们用尽各种手段，打造着自家的门第，以期高于他人。一直走到公元七六二年，李白也恰好走完他的一生。
那是前些年相当著名的一个故事：街角来了个蜀地富豪之子，忽然花了可以买下十万斗米的一千缗钱，买了一张胡人制造的琴，到市集上吆喝众人观看。这人非但不奏曲，还把琴摔了个粉碎，之后说：“弹胡琴，不就是杂技吗？诸君何不读读我的诗呢？”
一旦来到了长街较为深远的地方，多数的人已经不在乎这浪迹而来的人究竟是个什么出身了。他总在稍事逗留之处，结交各式各样的朋友。有僧，他看着是佛；有道，他看着是仙。动辄写诗，将字句当作礼物，持赠每一个尽管和他只是萍水相逢的人。这在当时，还是十分罕见且令人吃惊和感动的事—尤其是他的作品，也不寻常；似乎一点都不像朝廷里一向鼓吹、揄扬以及奖励的那种切合声律格调、齐整工稳之作。
这个人叫陈子昂，碎琴的故事伴随了他一辈子，流传则更久。即使如此，士人阶级以下的黎民广众大约也只能空洞地仰慕着诗人，因为考试会彰显他们的才华，声妓会演唱他们的作品，而国家的政务也往往因为诗作所流露的美感与情感，而交付到这些人的手中。诗篇创作的美好，也许只能在诗人之间流传、感染，可是诗篇成就的地位，却成为绝大多数不能诗的人所艳羡的虚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