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传闻多兜了一个圈子，说苏轼当下答复：“出《后汉书》。”这个版本的传闻还指出，欧、梅二公回家翻检《后汉书》，遍寻不着，再问了苏轼一回，苏才告以：是出自《后汉书·孔融传》。原来，史载：曹操攻屠邺城，灭袁绍，袁家妇女“多见侵略”，曹操的儿子曹丕就私纳袁熙之妻甄氏─也就是传闻中曹植《洛神赋》所影射的美人。在这个背景上，孔融乃与曹操投书，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一时想不明白，便向孔融求教：事出何典？孔融对答道：“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周武王把妲己赏赐给周公是子虚乌有的玩笑，其讽谑之深，着实令人不堪已甚，也无怪乎孔融日后会为曹瞒所忌杀。
如果从武王伐纣算起─那是公元前1046年左右；到曹操打下邺城─那是公元204年；再到苏轼及进士第，那是公元1057年。到苏轼口中，“想当然耳”已经不是玩笑，而是运用操持、存乎一心的创造。在一种讲究引经据典、寻章摘句的国家考试现场，能够随立论之所需而畅意摛文者，两千年以来，非苏公而谁能为之主哉？这个“想当然耳”的四字成语，我们今天还经常挂在嘴边，也透过这四个字，原本上下两千多年、各领风骚、毫不相干的历史人物却像是“晤言一室之内”了。
苏东坡是个有趣的人，留下了许多趣话，其中有一则与考作文有关。流传至今近千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
说李白，要先说一个李白的大粉丝。
那是北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的事，苏轼应礼部试的文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主考官欧阳修极赏识此作，以为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的时风：“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放此人出一头地。”然而，文章里提到的“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是立论关键如果皋陶与尧没有这一“杀”和“宥”的冲突，这篇文章以下关于“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论证就无从展开可是，“三杀三宥”之说，主考欧阳修、同考梅圣俞都不记得在任何古书上曾经读过。稍晚的龚颐正在《芥隐笔记·杀之三宥之三里说起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梅圣俞以问苏出何书。答曰：‘想当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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