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尧、舜之国士，化育尧、舜之百姓”并非泛泛之言。李颙所转借的是《孟子》上的话语。典故出于万章问孟子：“有人说：伊尹曾经借由烹调的手艺取悦成汤，而终得大用，有这样的事吗？”孟子严辞驳斥了这个流言，并指出：伊尹原本是有莘地方的自耕之农，一心所悦慕的，就是尧、舜之道，商王汤曾经派遣使者，赂以厚币重礼，伊尹仍旧拒绝了，还留下千古名言：“索取了汤王的聘币有什么用呢？何如我就是立身于畎亩之中，反而因此而能乐处躬行那尧舜之道呢？”
至于宁戚之所以能令齐桓公修官府、斋戒五日而拜相的故事，出于刘向《列女传》。说的是管仲的侍妾田倩读出了宁戚吟唱“浩浩乎白水”的用意，来自一首管仲前所未闻的古诗：“浩浩白水，鯈鯈之鱼。君来召我，我将安居。国家未立，从我焉如？”这是进一步暗示：关于士人的居心用志，齐桓、管仲是无知的，其识见还比不上一个小妾。
本诗从卞和的遭遇展开，典实见于刘向《新序》。
说时，众人忽听那群鸟又起了一波喧噪，不同的是，这一次是从正东方蓊郁的树林之中发动，鸲雀、柳莺当先，南边涧谷里的乌鸦、白鹭随之，锦鸡、虹雉则逐西山路口而起，至于北天云外的鹰雕鹗之属，也盘桓于低空之处，令人几乎可以辨识毛羽色泽—只一晌，当真是类以群分之况。所有的奇禽随即翅翼抨拍，如振鼙鼓，转瞬之间各向四面八方翱翔而去。
李白一挥而就，却不知道赵蕤还在这诗题之中下了一步碁；而《鞠歌行》则让李颙再也不愿意放过这师徒二人：
以下则反用事典，讥诮了百里奚被公孙枝识拔、为秦穆公不次擢用的故事。原初史载：百里奚自虢国出奔，流落到秦国牧牛，是看出了虢公之贪利近愚，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贤者。而公孙枝以五张羊皮为价，居然就“买得”了此人，秦穆公则原本也不以为五张羊皮的代价能够值得何等贵尚的人才。李白在此处巧施妙讽，“买死”二字恰恰锐利地点明君侯用士的居心，不外是势利而已。
直到玄宗开元初，国子博士司马贞又上书，称许河上公所注道德经》：“其词近，其理宏，小足以修身洁诚，大足以宁人安国，宜今学者俱行之。”虽然一时之间，曾引发《老子》河上公与王弼二注本孰优孰劣的争议，然取径于道家、取才于道术的问学方向，却在争议中日益明朗。
这首诗的起首六句徐徐描述卞和献玉的故事。其下以两句、四句、六句的句式，由促而缓，渐增铺陈，点染宁戚、百里奚和姜子牙的遭际。末二句戛然止于孔子见卫灵公而不为所重的情景，回头呼应了开篇。元代的萧士《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撰谓：“太白此词，始伤士之遭谗毁弃，中羡昔贤之遇合有时，末则叹今人之不能如古人之识士，亦聊以自况云尔。”可以说几乎全解错了。
尽使这浪涛汹涌、充盈霄壤的鸟声嘈噪了片刻，赵蕤才微笑着，像是对李白、又像是对所有在场的人缓缓说道：“贵客不远遐路，幸见光临，且受戴天山群禽一礼，以答知遇之情罢！”
仅以宁戚、百里奚为“士之遇”而与卞和的“不遇”相对照，仍有不惬；李白更进一步，以较长的篇幅，绵里藏针地“刺说”姜子牙。
这话说来看似随意，却埋伏了动人的机栝，十足引起李颙的好奇，道：“能追摹相和歌辞之作，手眼想必不凡，可能为某一诵乎？”
卞和得一玉璞，献于楚厉王，但是却为玉尹所谮，诬璞为石，定罪以谩（欺罔），而断其左足；厉王薨，武王即位，卞和二献其璞，再受谤，而断其右足。及楚共王即位，卞和奉璞哭于荆山之中，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共王还是将卞和召入，问他：“天下受刑人多了，你为什么哭得如此凄怨？”卞和道：“宝玉而名之曰石，贞士而戮之以谩，此臣之所以悲也。”
李白尚未答话，赵蕤却应声道：“既然承使君问起了禽鸟之志，且看看这些山林之中的道侣—”说时环视一圈，精眸四顾；李白登时会意：他这师父又暗自诵起了咒诀。当下但听得一阵高下不齐、声调殊异的鸟鸣，从帐围顶端、林叶密处，以及山石岚气之间喷薄而出；其音嘤嘤然、喁喁然、呤呤然，千口吹唱，万窍应和，闻之不觉令人一悚。
“道举”为大唐常科之一，自高宗时成立，纵有唐之一代而存焉。推崇道术本来就与皇家试图崇扬李氏门第的观念相支撑、相束缚—李唐一族本属陇西狄道，改宗陇西成纪，与汉将李广牵起无中生有的一脉血缘，复祖以李耳之姓，这些都是提升李氏郡望、以与传统的山东大姓相抗礼的手段。
高宗上元年间，就有“王公以下，内外百官，皆习老子《道德经》。其明经咸令习读，一准《孝经》、《论语》所司临时策试”为立科张目，参与明经科的士人也要加考《老子》策二条，考进士者则加试帖三条。
李颙闻言，回眸望了望那端坐在交床上、容色出众、神情飘逸的后生，微微一颔首。
未料李白还可以操其驰骋捭阖之笔，把“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这样一桩裂土封疆的策勋之业，转说成放逐于不毛之地，戍守荒丘，就显然是蓄意点染、巧为罗织了。
一来一往，听得李颙懵懂如常；李颙读《庄子》不熟，既不知道丹丘子的一叹所为何来，也不理解“扁庆子之忧”又有什么寓意。而赵蕤与李白则对丹丘子这一叹的哑谜，各有全然不同的答案。
玉不自言如桃李，鱼目笑之卞和耻。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谗毁。荆山长号泣血人，忠臣死为刖足鬼。听曲知宁戚，夷吾因小妻。秦穆五羊皮，买死百里奚。洗拂青云上，当时贱如泥。朝歌鼓刀叟，虎变磻谿中。一举钓六合，遂荒营丘东。平生渭水曲，谁识此老翁。奈何今之人，双目送飞鸿。
不过，商王汤的使者三度造访，而令伊尹改变了心意，这时他也另有一番话可说：“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隐者伊尹的思路立刻从“于农事之操治中体悟尧、舜之道”转变成“让我这先知尧、舜之道者，去唤醒那些后知之民”，甚至还更进一步地认为：“若不是由我去唤醒那些人，又有谁能够呢？”
李白则举起面前的酒杯，对着李颙和丹丘子道：“山中是有好蛇，可以佐酒！”
李颙道：“确然！不过孟子也驳斥了这传闻呀。”
“道举”是首创于唐代的选官之制。士子经由修习《老子》、庄子》、《黄帝内经》、《列子》以及《文子》之类的道家或道教经典，而取得任官资格。相较于规模传承一两千年的儒家经术科考，有道”开科时间不长，设非当时当事之人，亦不甚了了。
赵蕤的用意原本不在同李颙争辩道理，他这时将左臂伸展开来，指掌向李白点了一点：“请使君容某绍介门人李白—此子近有一诗，言及百里奚，所见略与孟子之辩不同。”
“赵处士隐此戴天山，有如随珠和璧，可以称得上是高节戾行，独乐其志了—不过，处士虽然韬晦自守，而不能掩翳光华，终须应天诏而出，以尧舜之国士，化育尧舜之百姓；若某不至于引论失义，这也是赵处士眼前之‘机’呀！”
由此，李白横笔扫出孔子见卫灵公的一幕，作为结语。“奈何今之人，双目送飞鸿”，语出：《史记·孔子世家》：“（卫灵公）与孔子语，见蜚（即飞）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孔子一瞥而知机，发现卫灵公居然能因为一只过眼的大雁而分心，可见此君根本无意于向他请教“俎豆”（也就是礼乐的象征）之事，他也就飘然远引，离开了卫国。
终李白一生，也只在一篇文章里提及此番遭遇。那是他在三十岁上所写的《上安州裴长史书》，寥寥数语而已：“又昔与逸人东岩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并不起。此则白养高忘机，不屈之迹也。”
高宗仪凤三年，奉《道德经》为上经，再过两年的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奏请明经、进士科也要加试《老子》、《孝经》，于是道教经典正式列入科考。
此诗全用事典，没有片语只字持论抒情，辩理全凭修辞语气，也可视为李白以诗摘习《兔园策》典故的尝试之作，本来就不是为了酬献李颙而写的；可是赵蕤举以为说，果然令李颙大为赞赏，反复询问了《鞠歌行》的几处字句，摇头晃脑，吟咏再三，才对李白道：“汝才具见识如此，应该也有鸿鹄之志，岂能长久隐沦？”
赵蕤眉宇开阔，神色舒朗，应声答道：“使君忘了—万章以伊尹出处之事问孟子，而后又有一问，说的是昔时百里奚以五张羊皮自卖其身于秦穆公的事。”
赵蕤立时再补了一句：“是一首追拟汉晋古调的《鞠歌行》—其词句斑灿，旨意奇警，小有才。”
那忧，要比社稷之忧、家国之忧、天下之忧更深刻、更悲观、更寂寞。
“广汉”二字，原本是汉朝的郡号，所指即是大唐开国以来的绵州巴西之地；唐人行文用古名以代时称，所以连刺史也呼为太守。“广汉太守”便是“绵州刺史”无疑；可疑的是历经一番促膝长谈之后，赵蕤居然并没有接受李颙“举二人以有道”的推荐。
丹丘子这时一声长叹，对李颙道：“某至此始知，昔日读庄子·达生》一篇，并未深切明白扁庆子之忧！”
《鞠歌行》，正是李白平日拟古习作之中的一篇。他记得很清楚，这是赵蕤失踪数日之后，回到子云宅时亲授的课业。十分罕见地，赵蕤还将晋、宋间陆机、谢灵运以及谢惠连的旧作《鞠歌行》也为他一一说解了，甚至亲为命题，道：“汝便以咏史为目，写写古来那些个遇与不遇之人罢！”
姜子牙在纣王治下的朝歌，不过是一个“鼓刀而屠”的隐沦之士，年届耄耋而不能为用，只好“西钓于渭滨”。等到周文王梦得圣人，拜姜子牙为国师，这一向是士君子遭遇名主的典范，而“太公望”以姬昌“望公七年，乃今见光景于斯”的名言而流传千古，几无可翻之案。
贞士遭毁弃与璞玉不见宝，本是一义之互证，而李白犹不以为足，中间“鱼目”之笑用的是西晋张协的《杂诗十首之五》“瓴甋夸璵璠，鱼目笑明月”；“青蝇”则取《诗经·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的用意，比蝇为谗佞，“蝇之为物，污白使黑，污黑使白”，旁注了小人颠倒善恶的祸乱。
李颙运用这个典故，来劝勉赵蕤出隐入仕的理路，可以说是相当完整的。他把赵蕤推许为伊尹一流的人物，也借由伊尹原先的处境，而为赵蕤设置了推托官爵利禄的借口；最犀利的是当年伊尹终于放弃了隐居的生活，辅弼成汤以就王业，还有堂而皇之、急公好义的说词，这也直是转介给赵蕤而使之无以推辞了。
在李白看来，士之“遇”与“不遇”，本无差别，这正是他绾合赵蕤“是曰非曰”、奇正纵横之术的一个范例。他是要借此点出：无论士人在蹇阨穷困之中是否得以夤缘遭逢知之而用之的王侯，不过是秉政掌权之人随兴亲之疏之、随机贵之贱之、随时收之弃之的器具而已。
《新唐书·李白传》关于李白与李颙相见的记载只有六个字：“州举有道，不应。”至于稍早撰就、后世流传，也多多少少记载了李白生平的文献—包括魏颢的《李翰林集序》、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乐史的《李翰林别集序》、李华的《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刘全白的《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裴敬的《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以至于曾巩的《李白文集后序》和王琦的《李太白文集跋》—都没有交代这一段往事。
比对《书经集传》，蜀地接近江源的这座山，横跨古雍州、梁州之地，北起陕西巩昌府岷州卫以西，山脉往西南走蛮荒中，直抵成都府之西；连峰接轴，悬崖绝壑，凡茂州雪岭、灌县青城，戴天大小二匡山等，皆其支脉，不详远近，通名就叫岷山。
李颙开宗明义，先将国初以来朝廷推崇道经为显学的背景详尽勾稽，再委婉地陈述了自己身为一州之牧，必须尽其“显岩穴，求贤德”的职分。接着，他召唤随行僚属举杯，一同向面前这位处士称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