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春秋末季，赵简子当国，有两匹极受宠爱的白骡，赵简子日夕赏玩，呵护备至，珍爱如子。忽一夜，门禁来报：有一居住在广门的属吏，名唤阳城胥渠，得了重病，医生嘱咐：非得白骡之肝服之，不能救转。当时还有赵简子的家臣董安于在侧，闻言怒道：“此计吾主心爱之物，欲置吾主于不仁、不义之地，吾且杀之！”
这仍是出于皇帝对于“致一敬字”的别裁专解——开元天子刻意慎重其事，相较于先前高宗和武氏两度封禅，这一次更不是寻常的祈福，他要借由祀天的大典再一次强调：天下唯李氏独尊的门第。
贺知章不意皇帝有此一问，只能亟力摇头否认；而皇帝微笑的神情却像是不信，深深望他一眼，将就着手臂上这一捉拿，顺势从白骡背上一跃而下，朗声向着环身如拜的群山道：
“私心，人之所独，唯神明鉴之；然天子登岱，直为苍生祈福耳，岂容私心入藏于密？朕意不从礼官，玉牒之文，即此宣告万民！”
不但要追尊先祖为皇帝，就在三个月之后，开元十一年十一月，官居礼仪使的张说等人上奏：行之有年的“三祖并配之礼”也应该修改。
可是开元十三年的这一次封禅，却在张说有意主持之下，仅仅加封了亲自登岱顶随祭的官员——而且大多数是中书、门下两省之官——其加阶超入五品，却没有普及于他部群僚。更严重的，是扈从圣驾东行的士卒们，仅仅加勋而没有赏物，这就伏下了更深刻的怨憾。这一切，都有微妙的征应——皇帝登岱而返，跨下白骡之后，回头夸奖了两句：“这白骡真是天下神物，朕乘之往返三千丈，竟不知登降之倦。”
这篇文字四言立体，每四句或六句换韵，用的是《诗经》的“颂”体，以示庄重。文内有“升中”二字，升者，上也；中者，成也。“升中”就是祭天的别称。特别拈出高宗祭天的一节，主要还是因为其后有“中宗绍复，继体不定”的一段插曲。所指不外为武氏当国——她一度篡改了国号，也曾经在嵩山祭过天；史册斑斓，不容粉饰涂销，只好在这篇玉牒文里轻描淡写，避言皇统中断，也不写宫廷阋争，迳以“底绥内艰”（终于度过了一段内廷艰困时期而归于平静）四字一笔带过。而先以“高宗升中”领文，反面文章即是抹去武氏也曾经即位祭天的事实。
例言之，有一份早就呈上来的太史奏疏，指陈：已经通行五十多年的“麟德历”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能准确预测日食，这不是新鲜事，援旧章往例，就该更造新历，皇帝迟迟未决，却在见了司马承祯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下诏命名僧一行“更造新历”，亦即日后名为“大衍历”者。一行僧造历，还牵涉到要更铸新的观测仪器，于是又发动府兵曹梁令瓒制作了一具全新的“黄道游仪”，用以“测候七政”——亦即观测日、月、五星运行的轨迹。这两件事传扬开来，使天下周知，人们开始期待：“皇帝将有大事于天。”
“封禅大事，岂便说得即做得？”皇帝打断他，“远事姑且不征，即就乙未之封少室而言，早在天授年春正月，便有地官尚书武思文及朝臣、外官二千八百人上表，请封中岳——遑论这毕竟还是出于武氏之意；尽教如此，也还迁延了五年。”
从此，白骡成为一种人君爱士、人臣报恩，上下相结以义、相重以情的典范。贺知章深明此义，给了皇帝一个展现襟期风范的题目，龙心大悦，也不问登陟之路是夷是险，当下应允骑白骡登山。
当时天子率文武百官、武后则领内外命妇，从驾的文武仪仗，自东都洛阳启行。一路之上，都要列营置幕，帐帷彩幄，弥亘原野。随行者，东从新罗、百济、高丽等国而来；西自波斯、乌长、突厥、于阗、天竺而来。天下军将，也各自简选了精锐扈从，卤簿仪仗绵延数百里。初发景观，即有“穹庐毳幕，牛羊驼马，填咽道路”的盛况。
趁皇帝说起“学仙也晚”、“随命为天子”的话，贺知章故作临机而动，实则早就主意打定而上奏，道：“我朝高宗皇帝乾封丙寅之年，曾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之阳，而武氏随行焉。其后武氏亦于万岁登封乙未之年，封于嵩山，至今二十又五载矣。此天子为万民敬天事神之礼，不宜久疏，而绝天人精神往来。”
皇帝这一次受箓，不期然却坚定了他封禅的意愿。他相信司马承祯的推论：当皇帝展现了他对天的崇敬之后，也就随之而巩固了苍生百姓对整个帝国的信仰，而这种“致一敬字”的工作，却是多方面的。
但是到了唐玄宗时代，便融合了道教的法语；封，也就形成了繁复的名类。至若“封”中藏有玉牒，在秦汉之时，约只是祷祀祈求的话语，并无奇秘奥衍之处，可是到了唐代，踵事增华之余，便成为一宗连皇帝都不知道该如何慎重其事的繁琐大事。
封禅之礼完全结束之后，皇帝接受群臣朝贺，还要下诏，立三碑，改“封祀坛”为“舞鹤台”、“登封坛”为“万岁台”、“降禅坛”为“景云台”，此时，天下改元乾封，改奉高县为乾封县——这已经是后话了。
此番空前盛大的封禅仍有令人失望之处。故事：高宗封岱、武后封嵩，礼成之后，皆有恩典。一般说来，大赦天下是免不了的。高宗乾封那一次，文武官三品以上的，赐爵一等；四品以下的，进一阶。这是空前的升赏，也大开日后浮泛晋阶之例。武后时稍加克制，却能推赏于黎庶，免民一岁租税，普赐百姓酒食，为时九天，兆众腾欢。
“天子示人以敬，便是‘无为’；天下以敬生信，便能‘有为’。”
就在说完这话的时候，白骡应声倒地，四蹄僵直，无疾而殪。一趟山路，走死一头贵重的骡，朝臣明知这不是什么值得称庆之事，仍抢忙上前奏吉，道：“尤物役于天子，事毕登仙，宜有封赠，以应祯祥。”
本年（开元十三年）八月，张说再度上疏议封禅仪，请以皇帝的父亲睿宗配皇帝祇，也就是让睿宗享有仅次于天神的地神之位，如此一来，皇帝祭天、祭祖都为一事，所以在封禅之礼中最重要的文献“玉牒文”中，皇帝是这么写的：
“‘致一敬字’当作何解？”
大唐开国首度封禅，要从高宗麟德二年——也就是乾封丙寅的前一年——十月说起。
他依旧按照礼仪使所奏，谨慎而从容地将祭祀上帝之文置于玉册之中，将配祀皇帝之文置于金册之中；也还是按照仪制，将函册缠了金绳、封上金泥、印以玉玺，并皆专车携回，只不再封藏于刻石之下。此外，当年高宗皇帝封禅，正月初二无事，是到了初三日，才到社首山降禅方坛上祭皇帝祇。这一趟，则增加了群臣在山脚下封祀坛祭五帝百神的一节，并省略了高宗时由皇后率领宦者、宫人举行亚献的一节——开元天子的想法很实际：凡是与武后相近相关之事，皆宜省黜。此外，援例大赦天下，另封泰山山神为天齐王，礼秩加三公一等。
高祖武德年间以降，皇家祭祀之地就有一个原则不易而逐时变通的规矩：如欲祀景皇帝（李渊的祖父李虎）则在圜丘；如欲祀元皇帝（李渊的父亲李昞）则在明堂。圜丘，天子于京中祀天之地；明堂，则是天子举行朝会和一般祭礼之处。太宗即位，则以高祖配圜丘，到了高宗时代的永徽年间，又以太宗奉祀于明堂。日月代迁，高宗升遐之后，武后垂拱年间又改了常例，而将高宗奉祀于圜丘，于是称之为“三祖并配”。
“宰相为礼仪使，应知圣王岂有不范围者？”皇帝听张说这么说着，心口一恶，双眼一花，看见了滚滚黑浪之中居然浮出一头黑龙，说时迟那时快，早已从御辇座边箭壶中抽取一雕金凤尾矢，朝黑龙射去——天子之射，靡不有中；矢一发而龙影逝灭，皇帝满意了。
法祖，则不只是去礼敬那建立大唐的高祖李渊而已；在接下来的一年中，皇帝又依据史官们最新的研究——以及相当程度的牵强附会，追尊北魏时代官居金门将的李熙为大唐“献祖宣皇帝”，并追尊李熙之子李天赐为大唐“懿祖光皇帝”，两位受追尊的皇帝牌位，都入祔于太庙九室了。
皇帝没有依照千古以来历代帝王封禅的老规矩，而直接公布了他对昊天上帝的请求，然而，“子孙百禄，苍生受福”只是文中最末八字，而此前的十八句却都是对天下官民黎庶再度强调李唐一脉正统之绵延。换言之，在最明显和重大的意义上，公开这样一部玉牒之文，直似宣告这不是祭天，却像是借由祭天之礼，向诸天万民展示自家的门第！皇帝则颇为不秘藏玉牒之文而得意，他认为：日后必将因此举而于史官之笔下，留一大公无私的注解。
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极，高宗升中（读去声），六合殷盛。中宗绍复，继体不定。上帝眷佑，锡臣忠武。底绥内艰，推戴圣父。恭承大宝，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
果然，到了次年（即开元十年）六月，早先因为木材腐朽而崩毁的太庙历经五年工期而重建完竣，并从原先的五室扩充为九室。当初被搬迁到太极殿的历代先祖皇帝神主都迁回太庙来了，皇帝也特别发表诏书，强调了他敬天法祖的情感。
直到十二月，高宗一行才蕈集于泰山之下，在此地停留十日。其间皇帝下达敕命：在山南之麓四里处建圆丘为祀坛，坛上以五色土髹饰，名之曰“封祀坛”。此外，山顶也要另筑一座更高耸、更宽绰的五色土坛，这是“登封坛”，其形制“高九尺，广五丈，四面出陛”以象“九五之尊，德被四方”。同时，还要在与泰山一脉的社首山顶再筑一座方坛，号曰“降禅坛”。三坛皆依《周礼》所记，以素土夯实而成，不用一砖一石，极简约而质朴，以示对天纯诚，不假雕饰。
这两句话果然说中皇帝的心事，当即反问：“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皆秘藏之，使后世不能得见？”
这件事伏下了长远的影响。第二年年初，张说的新旧政敌——包括御史中丞宇文融、左羽林大将军，以及高祖李渊的堂弟长平王李叔良之曾孙李林甫等——结成一个集团，以“引术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纳贿赂”为名义，奏弹张说之罪。从皇帝的处置来看，这恐怕也或多或少出于“圣意”，因为钦命至御史台鞫审此案的领衔人，为左丞相、门下侍中源干曜，他是在两年前极力反对举行封禅的大臣之一，与张说扞格不能相容。专敕由他主审此案，必有不可逆料之天威寓焉。
赵简子却说：“杀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杀畜以活人，不亦仁乎？”于是立刻召命厨下庖丁，当即杀了两头白骡，取下鲜肝，送至阳城胥渠之处。过不了多久，赵简子兴兵攻打北翟，参与这一场战役的，有广门一地征来的兵卒，“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获甲首”。
此行较诸前代历次封禅，可谓无比慎重，典礼进行的细节早在几个月之前，就由礼仪使张说呈请皇帝过目了，可是皇帝似乎一直记挂着某桩旁人无从猜测的心事。他却也不直说，总以旁敲侧击之态，像是要让一宗他想要获得的答复，借由其他的疑问而引出。直到行脚接近峰顶，登峰坛已遥遥在望，贺知章知道皇帝尚有疑虑未消，遂趋前紧随，低声奏道：“启奏陛下，祀天仪注容有未备，天意便是主张。”
如此，本无失礼不敬之处，可是到了这个时候，礼仪使张说所提出的解释，却出于皇帝的意旨，以为：三祖并配，略无等差，为了严肃仪注，应该重新更张。于是一举而提高了高祖李渊的地位，使之配祀昊天上帝。
十一月丙戌之日，君臣一行来到泰山下，仪卫环列于山脚，斧钺昭灼，金银闪炽，又是数百里不见首尾。这一趟，皇帝别出心裁，不用法驾登山，而是骑骡，骑的还是一头苏颋从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任内携回的名种白骡。此物通体毛色银亮雪白，无一杂毫，地方上盛称之为神物。苏颋供此物于内苑，贺知章意外而得知，遂上奏皇帝，以为此物可以供封禅之用，何不敕命苏颋将此畜迳由江行转运河北上，载往东都洛阳，以预圣朝大事？更何况，白骡应役，还有典实可以为依凭。
皇帝闻言，笑了，他伸出手来，捉住贺知章的臂膀，道：“卿家侍从登极，私心亦有所祷乎？”
司马承祯闭上双眼，匍匐而言：“举天下人之力，倾天下人之资，虔天下人之心，致一‘敬’字；正是化‘有为’以入‘无为’；借‘无为’以彰‘有为’。”
这时，绝大多数的官员都只能留在山脚下遥相陪从。能够追随左右登山的，为宰相及祠官，以及礼仪官所指定的二省僚属而已。一路之上，皇帝的神情十分安详愉悦，仿佛全无颠踬之苦，只是隔不多时，便向左右大臣垂询着上山之后每一行一动的次第。
皇帝原本躁动不宁的心忽然安定下来，他吁了一口气，骋目遥迢，从重重叠叠的飞檐反宇之间，望见几块畸零的蓝天，这时就连飘过宫苑上空的云朵，都缓慢得好像凝结了。他反复回思道士的话，觉得感激。他知道：道士大可以不必鼓励他多事，多事则怎么说也够不上“无为”的妙旨。可是，道士言外，似仍有未尽之意，令这好奇慕才不能自已的皇帝还想一探究竟：
世事有不可以逆料者。中书令张说身居相位，持天下衡人之柄，也是在这个“致一敬字”的大典上，趁机扩充权势和利益的要角。他早就掌握了皇帝的心思：封禅之后，不欲循前代两度旧例那样大事推恩。换句话说，封禅之后的封赏将止限于从驾登顶之臣。所以简选随员上山，就直是提供了升官的机会——加阶超入五品，更拉大了原本高位清要之官与一般僚吏之间的差距。中外多有不满，群情一片哗然，都说张说原本贪婪好贿，这一次显然是收了好处。
此际，千山微茫，烟霭四合，八方各有黯淡而低矮的峰棱在望，宰相等大员迟迟其行，尚在数武之遥，天地间看似仅有皇帝和贺知章这一对君臣。贺知章没有细密思索而答复的时间，也没有推诿于他人代答的地步，只能临机随兴，放眼望着缥缈无涯的云气，应声说道：“天地精神，至此极而独会。前代帝王，或密求神仙，非可言之于人，故不欲人见。”
皇帝并不想对个别大臣的操守作过分的勾求，他不但知道张说所“引”的就是司马承祯，也知道司马承祯根本拒绝了张说的邀请。然而天子雄猜所在，就是要折辱一下这个已经睥睨群臣太久的宰相。他派遣近侍高力士到御史台察看暂被囚系的张说，高力士的回报很令皇帝动容：“宰相蓬头垢脸，睡一草席，进食以瓦器，神情惶惧，唯待罪，别无所念。”
“连张说也能知‘敬’字矣！”皇帝开怀大笑起来。
贺知章猜测皇帝对于这登峰造极、亲天临下的最后一程，必然心有未惬，甚至一定有自己想要变更的设施，才大胆如此上奏，话里的“天意”，就是暗示皇帝：你若对于礼仪使所订的仪注有什么疑惑难行之处，就听凭一心，自行其是罢了。
封禅的礼仪究竟应该如何？历代皆无定制。唐高宗所从事者，多出于当代礼官研读古籍、揣摩文字、附会诸般数术词语的摹想、发明。像是筑起一座高坛以祭天地及四方山岳之神，这坛台，无论在《周礼·春官》或《史记·封禅书》里，原本就叫做“封”，其广丈二尺、高九尺，相当简朴；封禅之时所建立的刻石，也叫“封”，连尺寸大小都没有定式。
皇帝遂为那死骡颁了一个谥号，叫“白骡将军”；也就在随口颁布了这一道封骡的敕命之后，皇帝面带诡谲的微笑，对贺知章说：“‘致一敬字’，颇可为用。”
此前，君臣们都要在这泰山脚下度过岁末，直到次年新正朔日，才进入封禅大典的高潮。皇帝先在山南“封祀坛”祀昊天上帝；第二天才登岱顶，封玉牒于“登封坛”。玉牒究竟是什么？始终是一个秘密，搜求旧典所载，并无任何形容。人们只知道历来封禅的帝王，会将这“玉牒”埋藏在祀坛之下，而一向无人能窥其字句。到了开元天子当下，也只听说：当初高宗封泰山的这一回，“上帝册藏以玉匮，配帝册藏以金匮。”——此处的意思是说：前来封禅的皇帝分别将他对天（也就是昊天上帝）以及配享于天地山川的前代帝王所祷祀的内容，封藏在不同的容器之中。关于这件后世史书必将记载的大事，行年三十六岁、雄心勃勃的李隆基表面上谨慎，也颇有不欲昭告于人的主张。于是，当着司马承祯的面，他故意曲折其辞，又问了一次：“犹记睿宗皇帝曾问道兄术数如何治国之事；道兄奏以‘无为’，而直指数术为‘异端’，此诚惊人之论！然则，封禅以通神明，是有为抑是无为？”
较之于高宗封禅之事，开元天子封禅别具用心，规模也大得多。皇帝于开元十三年十月辛酉日自东都洛阳启行，沿途设置、安顿的处所，纵令仅只稍作停伫、略事游观，也大有一番惊人的盛况；所谓：“数十里中，人畜被野，有司辇载供具之物，数百里不绝。”——皇帝也没忘了专命他极其宠爱的“养鸡童”贾昌相伴，选六军小儿六十，携斗鸡三百只，沿途观斗取乐。
此举，显然有意遮掩李唐自冒郡望的长远谋划。李唐皇室篡改郡望，以图自高于山东豪门士族的质疑早在国初之时即普遍流传。根据释彦悰《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所记，唐太宗时，即有法琳僧当面驳斥唐太宗自道郡号为“陇西成纪”。法琳是这么说的：“琳闻拓跋达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此处所谓的“柱下”，是指老子李耳；而“成纪”则是汉将李广。法琳之说，已经是公然揭露李世民自冒汉家贵胄身份，以高声价了。
这浩浩荡荡的队伍，一路迟跚其行，来到济水入河之滨，但见洪波弥漫，浩无际涯，分不清溪沼疆界。皇帝问左右：“奈何野水荒荒，不见堤岸？”张说应声答道：“《左传》有载，楚师伐郑，次于旃然；此水自春秋以来即如此，圣王不范围，野水不逾越。”
此后，司马承祯别无长言；无论皇帝再怎么问，只唯唯虚应“如其然”、“则其本然”、“与民休养”、“共物生息”而已。他不希望皇帝在层出不穷的语词上反复考掘，转成文字之障，却误以为自己得到了无上的奥义。
这话也还是迂回，但是贺知章一听就明白：皇帝并不真想知道密封玉牒之文的原因，会这么问，只说明皇帝想要向全天下公开他的玉牒之文。这看来是一桩小事，不过，没有人知道：祭天之文一旦公之于世，是不是还能够获得天的允诺和庇佑。
追尊两祖并为皇帝，乃是为了昭告世人：一向被封为太祖的李虎（也就是开国祖李渊的祖父）也有了可传之于经传的父辈和祖辈——李虎之父，就在这一追尊之下，确认是李天赐无疑；当李熙、李天赐的父子地位一旦纳入了李唐皇室的宗谱，李熙又可推考为凉后主李歆嫡系之孙，而众所周知，李歆原本就是凉武昭王李暠的次子；这样一来，李唐由原本“陇西狄道”之郡望就可以一变而为“陇西成纪”——因为相传那李暠恰是龙城飞将李广的十六世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