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哲学在中国始终处于不景气的状况。我听到一些学生说，之所以读哲学系，是因为进不了别的系。即使读了哲学系，大多数人也成不了哲学家。你是研究哲学的，对这种状况应该体会更深。
济：西方的很多观念，比如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也是佛教重点提倡的。比如佛教称佛陀为“得大自在”，自在就是最高的自由。除了重视社会环境的自由，尤其重视心灵自由。佛陀入灭后，没有另立一位教主，而是要求弟子们以戒为师、以法为师、僧事僧断，强调法治、民主。此外，佛教认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在业力面前人人平等。而大乘佛教提倡菩提心，对一切众生都要生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些思想和西方哲学有相通之处，但佛法立足缘起无我的智慧，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更为究竟圆满。
济：汉魏之后，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儒释道三家，基本可以算是主流文化。儒家比较唯物，也比较功利，对心性、生死和世界本质的思考，总体比较薄弱。关于这些问题，佛教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在严格意义上，单纯的儒家文化可能算不上是一种哲学。
周：这是一个普世价值的问题。佛教思想中有很多普世价值，这些是可以打通的。
周：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王国维。他曾尖锐地指出：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没有本土的宗教，只有政治学和道德学。孔子和孟子都是政治家、道德家。中国缺乏形而上层面的最高哲学，道家有一些。
济：社会上受过教育的人，还是接受西方哲学的观点比较多。
济：儒家有“未知生，焉知死”之说，又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存”，不太关注现世之外的东西。
周：哲学与佛教论证的途径很不一样，但追求的价值目标有相通之处。
济：佛教在中国流传两千多年，在此过程中，为了在这片土地生根，必然会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而中国文化本身非常强大，所以佛教进入中国后，首先经历了冲突期，然后再进入融合期。冲突期的主要矛盾有两点。首先，按中国的传统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人看到皇帝都要礼拜。但在印度，反而是国王看到出家人要顶礼。因为出家人是出世的修行者，是追求觉醒、解脱，传播真理和智慧的人。不论你在世间地位多高，哪怕贵为国王，也要对这些人表示恭敬。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印度社会的价值取向。而在中国的传统中，帝王才是九五之尊，是天下最高贵的人。关于这个问题，南北朝起就有不少高僧撰文批驳。最著名的是慧远大师的《沙门不拜王者论》，就出家人为什么不能礼拜帝王的问题，提供了很多理论依据。
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缺少完整的建构。诸子百家对某些问题有思考，但不像佛法或西方哲学，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济：刚才讲到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诸子百家多半是为政治服务的，缺乏对生命自身的关注。
济：这些理论逐渐说服了社会大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领略到佛法智慧的高深。包括很多优秀知识分子，也逐渐接受并信仰佛教。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出家人，不少是社会一流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文人士大夫，能有一位方外之交，在一起参究佛法，畅谈人生，觉得是非常荣耀的事。在经历冲突到接纳之后，佛教开始影响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艺术、文学等等。在此过程中，当时的高僧大德为了让佛教顺利发展，让人们知道佛教和儒家文化也有相通之处，会带着佛学思想去注解《论语》《易经》，乃至《老子》《庄子》等。这样一些注解，无形中把孔孟和老庄思想佛化了，他们做的其实是这么一件事。所以，说中国文化对佛教有多大影响，我觉得其实并不多。只不过说，在特定时期，为了便于国人接受，它在一些概念的表达上会有相通之处。
周：不是哲学，更不是宗教。
济：儒家关注的是怎么做人和治理国家。
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把中国人的精神层次提升了一大截。佛教对中国的儒家和道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宋明理学，接受了很多佛教的内容。如果没有佛教，就不会有宋明理学。在中国哲学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儒家或道家，但它们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尤其是儒家，不思考那些终极问题，包括生死问题、心性问题。你曾经说，佛教所思考的两大问题，就是心性和生死问题。到了宋明理学，两者都成了主题。所以说，佛教让中国哲学深刻化了，更有形而上学的底蕴，弥补了中国哲学的缺陷。
周：这是一个方面，是高僧大德们做的事情。另一方面，儒家的学者们也在主动地接纳佛法思想，把它融入到儒家理论中，宋明理学是这种情况。
济：只能是一种道德，一种治理社会的伦理和规则。
周：其实也不多。
济：非常简明，一条一条，并不是很系统。
周：这仍然是注重世俗价值还是神圣价值的区别。
周：对本体有了一种关注，提出了道的概念。
周：西方哲学和佛教，相同之处是重视本体论，对世界本体要说清楚，并且重视逻辑，而中国儒家缺少这两样东西。
周：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念哲学系的时候，环境就已经是这样。那时候，大部分考哲学系的同学，是因为考理工科没有希望，或是在中学里当学生干部，以为学哲学就是当干部，真正喜欢哲学的很少。整个社会上关心哲学的人就很少，这和我们民族的实用品格有关，也和我们的教育有关。从传统来说，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过于关注国家、社会、家族的层面，很少关注人的精神层面。它主张的道德，也是为社会的稳定服务的，不太关心人的精神上的提升。
周：智慧文化占主流的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吗？
济：其次是关于不孝的问题。儒家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也”等观念，早已被国人奉为真理。而出家人不仅剃除须发，还独身无后，自然为社会大众所诟病。于是，当时的高僧大德又从佛经中找到各种依据，告诉大家，出家并非不孝，正相反，这是一种令现生乃至往昔父母都能受益的大孝。
周：这真是源头上的不同，一个是崇拜世俗权力，一个是敬仰精神高度。孔子在后世被尊为万世师表，可是在活着时找不到一个肯尊他为师的诸侯。古希腊的情况比我们好一些，政治领袖会把同时代的某一个大哲学家尊为老师，比如阿那克萨戈拉是伯里克利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不过，都比不上印度对圣者的尊敬。
周：这是个缺陷，佛教传入后打破了这一点。但中国传统的势力还是很强大，打破得还很有限。
济：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中，佛教虽然是外来文化，但在中国已经流传了两千年。如何依循这些文化传承，建设当代中国的主流思想，造就健康的人格和心态，在今天尤为重要。包括西方哲学，也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吸收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