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印度以后，我还希望继续这种学书，可是已经不行了。1893年以后，我所读过的书，大部分是在监狱里进行的。我在泰米尔文和乌尔都文的学习中，确实有些进步，但都是在狱中下的功夫——在南非的许多监狱中学泰米尔文，在耶罗佛达狱中学乌尔都文。不过我一直没有学会讲泰米尔话，而且我以自修所学得的那一点儿知识，因为缺少应用，现在全都忘光了。
我的素食一直是所有这种争论的题目。我为什么不可以吃肉呢？吃牛肉又有什么关系呢？上帝创造一切下等动物，不就是为了人类的享受，正如——举例子说，他创造了植物世界的目的一样吗？这些问题无可避免地把我们卷入宗教的争论上去。
到现在我旅居南非已有三年之久了。我已经多少了解了当地的人，而他们对我也有所了解。1896年我请准假回国半年，因为我明白我要久住在那里了。我已经建立了颇为良好的业务，而且人们显然感觉需要我在那里。所以我决心回家一趟，带着妻儿回来定居。我还觉得，如果我回国转一下，我也许还可以做一点公众工作，教育公众舆论并引起人们对于南非印度人的更大兴趣。3英镑人头税是一个已经公开了的疮疤，除非加以废除，人们是不会平息下来的。
不过我走了以后，谁来负责大会和教育协会的工作呢？我想到两个人：阿丹吉·米耶汗和巴希·罗斯敦济。现在从商界当中也可以找到很多工作人员，但是担当得起经常性的工作以执行秘书职务、并且受到印度侨团的尊敬的，就算他们两人了。做秘书的当然需要具有能够应付的英文知识。我向大会推荐了已故阿丹吉·米耶汗的名字，大会同意任命他为秘书。
经验证明这个选择是很恰当的。阿丹吉·米耶汗以自己的坚忍、宽宏大量、平易近人和彬彬有礼使大家都满意，而且向大家证明了：秘书工作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具有律师学位或受过高等英国教育的人。
大约在1896年中，我搭乘开往加尔各答的“彭戈拉”轮船回国。船上乘客很少，其中有两个英国官员，我和他们有过密切的往来。我和其中的一个人，天天要下棋一小时。船上的医生给我一本《泰米尔文无师自通》，我便开始学习起来。我住在纳塔耳的经验告诉我：我应当具有乌尔都文的知识，才能够和穆斯林取得密切的联系，应当学会泰米尔话，才能够和马德拉斯的印度人有密切的往来。
可是我把话扯远了。让我讲完我的航程吧。我要向读者们介绍一下“彭戈拉”的船长。
愉快地航行二十四天以后，旅程结束了。我欣赏了胡格利河的美丽景色，在加尔各答上岸，并于当日搭火车赴孟买。
由于那位和我一起学乌尔都文的英国朋友的要求，我在统舱的乘客中找到了一个好乌尔都文的老师，我们学起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个官员的记性比我还好，他念过的字从来不会忘记；我却常常觉得辨别乌尔都文字很难。我带着更大的耐性学习，但是总赶不上那个官员。
至于泰米尔文，我却学得颇有起色。当时找不到什么人帮助，幸而《泰米尔文无师自通》是一本好书，我并不感觉需要多大的外力的帮助。
我们谁也说不服谁。我肯定自己的见解：宗教和道德是二而一的东西。这位船长对于他所持的相反的意见，则是深信不疑。
时至今日，我仍然感觉不懂得泰米尔文和德鲁古文极为不便。旅居南非的德罗维达人对我所表示的情谊，在我仍然是记忆犹新的事情。我每逢遇见一个泰米尔或德鲁古朋友的时候，便情不自禁地要想起他在南非的许多同胞的信仰、坚忍和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而他们大部分是文盲，妇女不认字的固然很多，男人不识字的也不少。在南非的斗争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这种斗争是由不认字的战士进行的；斗争是为了穷人，而穷人也都参加了这种斗争。不过，不懂得他们的语言却并没有妨碍我赢得这些单纯而善良的同胞的心。他们会讲几句不成章的印度斯坦语或英语，我们在一起进行工作并不感觉有什么困难。然而我要学会泰米尔文和德鲁古文，以报答他们的眷爱。我学泰米尔文，正如前面所说的，是有一些进步的；但是德鲁古文，我在印度虽然学过，却从未超越字母的范围。现在我恐怕永远学不会这两种语文了，因此希望德罗维达人学会印度斯坦语。旅居南非而不会讲英语的德罗维达人，的确会讲印地语或印度斯坦语，虽然讲得很蹩脚。只有那些会讲英语的人不愿意学它，仿佛懂得一点英文倒反成为他们学习自己祖国语文的障碍了。
我们已经成为朋友了。这位善良的船长是普鲁茅斯教友会的会员。我们的谈论涉及精神上的问题多于航海生活。他在道德和宗教信仰之间划了一条界限。对他来说，《圣经》上的教训如同儿戏；它的优美之处就在于它的纯朴。他会说，让所有的人——男女老少，都信仰耶稣和他所作的牺牲吧，他们的罪过肯定是会得到赎救的。这位朋友引起了我对于比勒托里亚普鲁茅斯教友会的回忆。他认为不论什么宗教如果对人加上什么道德上的约束，总是不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