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巴朗离这里很近，请你去住一天吧。”他这样坚决请我。我对他说：“请原谅我这一趟。不过我答应一定要去的。”我作了进一步的许诺。我回到学院里。那随处都有他的脚迹的拉兹库玛尔也在那里。他说：“现在请你订个日子吧。”我说：“好吧。某日我到加尔各答去，你到那里去找我。我跟你去。”我不晓得要到什么地方、干什么、看什么。我还没有到加尔各答布本巴布的家里，拉兹库玛尔·苏克拉早就在那里等我了。这个无知的、率直的但是坚决的农民就这样征服了我。
我应该承认我当时连这个地名也没有听见过，至于说三巴朗是在什么地方，我就更加茫然了。我对于靛青种植园，也是一个门外汉。我曾见过小包的靛青，但是没有想到它是在三巴朗由成千成万的农民经过千辛万苦种植和制造出来的。
1916年我到勒克瑙去出席国民大会党的大会时，这个人一把抓住我说：“律师先生会把我们的困苦告诉你的。”他还敦促我到三巴朗去看看。所谓“律师先生”并非别人，正是布拉兹吉索尔·普拉沙德巴布；他后来成为我在三巴朗的一个可敬的同事；他现在是比哈尔公众工作的灵魂。拉兹库玛尔·苏克拉把他带到我的帐篷里来。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当时穿一件黑绒衣服和裤子，给我的印象不深。我以为他一定是一个欺诈纯朴农民的律师。我听他谈了一些三巴朗的情况以后，便照我平时的习惯回答他说：“在我没有亲眼看到那里的情况以前，我不能表示什么意见。请你在大会上提出你的决议案，但是暂时请你把我放开。”拉兹库玛尔·苏克拉自然是要得到国民大会党的支持。布拉兹吉索尔·普拉沙德巴布提出了对三巴朗人民表示同情的决义，获得了全体一致的通过。
这是我第一次到巴特拿。我想不起有什么朋友或熟人可以去住宿，我当时以为拉兹库玛尔·苏克拉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他在巴特拿总该有一点影响。我在路上对他多作了一些了解，到巴特拿的时候，我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幻想了。他什么都不懂。他认为是他的朋友的那些律师朋友们，其实都不是那么一些人。可怜的拉兹库玛尔，看来多少有点象他们的奴仆。在这种农民当事人和他们的律师之间，有着波涛滚滚的恒河那么宽的鸿沟。
这种待客的经验使我更加敬重拉兹库玛尔·苏克拉的为人，同时也使我更加了解他的为人。这时我明白拉兹库玛尔·苏克拉已不能指引我，我必须亲自把缰绳拿过来。
比哈尔的不可接触者制度是很严格的。佣人们正在井边打水的时候，我不能到那里去汲水，因为他们不晓得我是属于哪个种姓的，他们怕我桶里滴下来的水会玷污他们。拉兹库玛尔带我上屋里的厕所，佣人立刻把我带到屋外的厕所。这一切并不使我感到惊奇或使我忿怒，因为这样的事我已习以为常了。佣人是在执行他们的职务，他们以为这正是拉金德拉巴布希望他们做的。
三巴朗是贾纳卡王的国土。那里现在遍地都是芒果林，但是在1917年以前，却到处都是靛青种植园。三巴朗的佃农照法律规定，每耕种二十卡塔土地，其中要有三卡塔土地给地主种靛青。这种制度叫做“三卡塔”制（刚好等于一英亩），因为每二十卡塔要有三卡塔种植靛青。
1917年初，我们离开了加尔各答到三巴朗去。我们的样子就象乡下老粗一样。我连坐什么火车都不知道。他把我带上车，同我坐在一起，一清早就到巴特拿。
拉兹库玛尔·苏克拉就是遭受过这种欺压的一个农民。他满怀热情地要为成千成万的、象他所遭受的苦难的人，洗刷掉靛青的污渍。
拉兹库玛尔·苏克拉是高兴的，但是远非满意。他要我亲自到三巴朗去看看农民们的困苦情况。我告诉他，我将把三巴朗放在我的旅程之内，在那里住一两天。“一天就够了，”他说：“你就会亲眼看见那里的情况。”我从勒克瑙到康埔去。拉兹库玛尔·苏克拉跟着我去。
拉兹库玛尔·苏克拉把我带到巴特拿拉金德拉巴布的家里。拉金德拉巴布已经到普里或别的他方去了；去什么地方我现在忘了。当时屋里有一两个佣人，他们并没有招呼我们。
我身上带了一点吃的。我要一点枣子，我的同伴便到市场上去帮我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