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是趁热打铁，和比勒托里亚以及约翰内斯堡的印度人讨论许多事情，最后决定在约翰内斯堡成立事务所。
这倒是一个很有气魄的回答，可是有什么用呢？我是充分意识到侨团的权力限度的。我平息他们，劝他们找乔治·戈夫莱先生——一个印度律师来代替我的位置。
我的话还没有讲完，铁布赛便嚷起来了：“难道你所受的侮辱不就是对侨团的侮辱吗？我们怎么能忘记你是我们大伙儿的代表。”
于是戈夫莱先生领着他们去请愿。张伯伦先生在他的答复中提到我没有参加请愿的事情。“与其反复听取同一个代表的话，换一个新人岂不是更好一些？”他说道，想极力缓和空气。
我能不能在德兰士瓦的最高法院里登记为律师，实在没有什么把握。然而法律协会并未反对我的申请，而法院也接受它了。当时要在适中的地点为一个印度人找几间办公室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和当地一个商人李琪先生有相当密切的往来，他通过一个熟悉的房屋经纪人的介绍，在城里司法地区内给我找到了几间适当的房子作为我的事务所，于是我就开始我的职业工作了。
这个侮辱使我感到难受，但是由于过去我已忍受过很多这类的侮辱，我已习惯于这种侮辱了。我因此决定忘却这一次的侮辱，尽可能对这件事情采取心平气和的态度。
“就是你出的主意，侨团才出力帮助了战争，现在你看到结果了吧，”有人用这样的话来嘲笑我。可是这种嘲笑没有什么关系。我说道：“我不懊悔我的建议，我认为我们参加打仗是做得对的。我们这样做，只不过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做一件事情，并不是为了要求什么报酬，不过我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一切好事最后一定会开花结果。让我们忘掉过去，考虑考虑我们当前的任务吧。”这话大家都同意了。
“不管怎样，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忍受这口气呢？我们不怕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还有多少权利可丧失，”铁布赛问道。
然而这一切不但没有了结这件事情，倒反给侨团和我们自己增加了工作。我们必得从头做起。
我们接到了亚洲人事务部主任的一封信，说是由于我在杜尔班已经见过张伯伦先生，他们认为有必要把我的名字从向张伯伦请愿的代表团的名单中除掉。
这封信是我的同事们所不能忍受的，他们建议干脆取消组织代表团的意思。我向他们指出了侨团所处的尴尬局面。我说：“如果你们不去向张伯伦先生请愿，那么人家就会以为你们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反正请愿总得用书面提出，而且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请愿书由我来念还是由别人来念，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张伯伦先生是不会和我们争论这件事情的。我看我们不得忍下这口气。”
我接着又说：“老实说，你们叫我来干的事情事实上已经做完了。不过我相信我还不应当离开德兰士瓦，郎使你们准许我回家，我还得尽可能多住一些时候。我不能再象从前那样在纳塔耳做事，而是必须搬到这里来工作。我不应当打算一年之内回印度，而是必须在德兰士瓦最高法院登记为律师。我有足够的信心可以对付这个部门，如果我们连这一点事也不做，那么侨民就会被赶出这个国家，此外还得遭受大肆掠夺。侨团每天都可能遭到新的侮辱。张伯伦先生拒绝见我以及那个官员对我加以欺侮这些事情，同整个侨团所受到的侮辱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要我们去过象狗一样的生活，那是办不到的。”
“你讲得太对了，”我说道：“就是侨团也得忍受这样的侮辱，此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