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尽可能把每个学校交给一男一女去管理。这些志愿人员必须照料医药卫生工作。妇女工作则都通过妇女进行。
这一间茅草房子并不是一个例外，而是很多印度村庄里的典型。印度有无数的茅草房，里面既没有家具，也没有可以换的衣服，人们只靠一条褴褛不堪的破布遮身。
苏曼先生决定要盖一所“洋灰房子”，由于他的不倦的劳动，很多人和他合作，不久果然盖起了一所砖房子。现在就用不着担心这所房子会被烧毁。这些志愿人员就这样用学校、卫生工作和医药工作取得了乡下人的信任和尊敬，从而也就能够对乡下人产生良好的影响。然而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我想把这种建设性的工作置于一个永久基础上的希望，并没有实现。志愿人员是为短期工作而来的，我又不能从外面再找一些人来补充，而永久性的荣誉工作者在比哈尔又找不到。我在三巴朗的工作一完成，当时在外面正在酝酿的工作便把我拉走了。虽然如此，在三巴朗几个月的工作是根深蒂固的，时至今日，我们在那里还可以看得见它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发生着影响。
还有一次经历我想谈一谈。三巴朗有不少竹子和茅草。他们在比提哈瓦所建筑的小学，就是用这些材料建成的。有一天夜里，有人——也许是附近种植园主的人——放火把它烧了。大家认为不能再用竹子和茅草另盖房子了。这个学校是由苏曼先生和嘉斯杜白负责的。
医药工作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蓖麻油、奎宁和硫磺膏是发给志愿人员仅有的药品。如果病人舌上有苔，或患便秘，便用蓖麻油。如果发烧，便先服蓖麻油，再吃奎宁，至于烫伤和疮疥之类，则先将患处洗净，然后敷上硫磺膏。病人不得将药品带回家去。遇有复杂的病症，便去找德夫医师商量。德夫医师每个星期都在一定的时间到各个中心区工作。
在这里提一下我过去曾在多次集会上谈到的一次经验，也许不是不适合的。比提哈瓦是一个小村子，有我们开设的一个学校。我碰巧到这个村子附近的一个更小的村子去，发现那里的妇女穿的都很脏。我于是叫我的妻子去问她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衣服洗干净。我的妻子向她们说了这番话。有一个妇女把我的妻子领到她自己的茅草屋里说：“你瞧，这里没有箱子，也没有柜橱可以收藏别的衣服。我所穿的这条纱丽是我仅有的一条，我怎么能洗呢？请你告诉摩哈德玛吉给我另买一条纱丽，我一定天天洗澡，天天穿干净衣服。”
有很多人接受了这种简单的医疗方法。这里流行病不多，简单的疗法便可以对付，用不着专家帮忙，所以我们的工作办法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而对于人民来说，这种安排是再好不过了。
卫生工作却是一件难事。人民自己并不准备做什么。就连田地里的工人也不肯担任他们自己的清洁工作。但是德夫医师不是一个容易灰心的人。他和志愿人员一起集中全力把一个村子弄得特别干净。他们打扫道路和院子，洗刷水井，填平附近的水沟，以和颜悦色的态度劝导村民自行征集志愿工作者。有些村子因此而感到惭愧，不得不出来担负这种工作。还有一些村子的人非常热心，他们甚至修路，使我的汽车能通行各处。这些美好的经验却也并不是没有掺杂着由于人民的冷淡而产生的痛苦经验。我记得有些村民坦率地表示他们不喜欢这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