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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传 作者:马诃德夫·德赛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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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劳莱特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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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饮食的实验很看重,把它当作我寻求非暴力的一个部分。这些实验使我感到精神舒畅而快乐。然而我喝羊奶现在所以使我不安,倒不是从饮食不杀生的观点来说,主要的还是由于从真理的观点来说的,因为这无异于违反誓言。我觉得我对于真理的理想比对于非暴力的理想了解得更多一些,而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我放松了真理的理想,我就永远解决不了非暴力的谜。真理的理想要求从精神到字面都遵守誓言。

就现在这件事来说,我是杀害了精神——我的誓言的灵魂——而只遵守其外表形式而已,这就是使我苦恼的原因。然而尽管我对这个问题心里很明白,我却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换句话说,也许我还没有勇气采取断然的办法。归根到底这二者是一回事,因为怀疑不是别的,而是缺乏信仰或信念脆弱的结果。所以我日日夜夜的祷告就是“主啊,赐我信仰吧!”

“那么喝羊奶你该不会嫌弃了吧,”她插嘴说道。这位医生也乘机说道:“只要你愿意喝羊奶,我看也够了。”我让步了。我热切希望进行非暴力抵抗斗争使我产生了一种生存下去的强烈要求,所以我只满足于遵守誓言的字面意义,而牺牲其精神。因为我发誓的时候,心目中指的虽然只是牛奶,但是它的自然的含义应该包括所有动物的奶。再说我既然认为奶类并不是人们天然的食物,我也就不应该用奶。这一切我都明白,可是我还是答应喝羊奶。生存的意志比对真理的虔诚究竟强烈得多,而一个崇奉真理的人因为热中于进行非暴力抵抗的斗争,一下子便对他神圣的理想作了让步。我采取这个行动的记忆时至今日依然盘旋在我心里,使我充满着懊悔,我经常在想如何停止喝羊奶。然而我始终摆脱不了那种不可思议的诱惑,那种依然占据着我的为人民服务的愿望。

“你可以给我打针,”我回答道:“但是喝牛奶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发过誓不喝牛奶。”

然而我从一开始就看出这个大会不会支持多久。我觉得我所强调的真理和非暴力已经为一部分会员所不喜欢。虽然我们这个新的活动在创始的时候进行得蓬蓬勃勃,运动的发展也很迅速。

他说:“除非喝牛奶,我不能使你的身体复原。如果你还愿意接受铁质和砷酸注射,我敢担保你体力可以完全康复。”

由于我认为要依靠现有的组织来运用非暴力抵抗这么一种新颖的武器,是没有希望的,在我的建议之下,另外成立了一个非暴力抵抗大会。它的主要会员都在孟买,因此总部也就设在那里。有很多会员已经在誓约上签了名,又有人印发了传单,并且到处举行群众大会,一切情形都象凯达运动一样。

“发誓的性质究竟是什么?”这位医生问道。我把整个故事的始末和我发誓的理由,以及我自从知道母牛怎样被挤尽牛奶的情况以后,我多么不愿意喝牛奶的情况都告诉了他。况且,我始终认为牛奶并不是人们的天然食物。所以我发誓根本不沾牛奶。我讲这一番话的时候,嘉斯杜白一直站在我的床边听着。

这次谈话的结果是决定召开同我有接触的少数几个人的会议。据我看来,劳莱特委员会的建议绝不是报告书里所列举的证据就能使之成立的,而且我觉得有自尊心的人绝不能屈从这些建议。我们决定召集的会议终于在学院里举行了。被请来参加这个会议的不到二十个人。就我所记得的,参加的人除伐拉白外,还有沙罗珍尼·奈都夫人,洪尼曼先生,已故乌玛尔·苏巴尼先生,商卡拉尔·班克先生和安娜舒耶朋夫人。非暴力抵抗的誓约就是在这次会上起草的,而且我记得所有到会的人全都签名了。当时我还没有主编什么刊物,不过我常常通过日报透露我的观点。这一次我还是采取同样的做法。班克非常热心地参加这次斗争,我第一次发现他的组织能力很强,工作很踏实。

我开始喝羊奶以后不久,达拉尔医师便为我的裂疮动手术,经过良好。当我逐渐康复的时候,我想活下去的愿望又活跃起来,特别是因为上帝已给我准备了很多工作。

和我的窘境朋友们和医生们都劝我,说我如果到马特朗去休养,我的健康会恢复得快些,于是我便到那里去了。可是马特朗的水是硬水,这使我住下去极感困难。我因为害了那场痢疾,肛门极为软弱,又因为我有裂疮病,所以大便时痛不可当,所以一提到吃东西,心里便充满了恐惧。在那里住了不到一星期,我不得不连忙离开。商卡拉尔·班克这时自命是我的健康的监护人,他极力劝我去找达拉尔医师商量一下。于是我去看了达拉尔医师。我很佩服他当机立断的能力。

我被选为非暴力抵抗大会的主席。我不久便发现我和组成这个大会的知识分子之间似乎很少有协同一致的机会。我坚持大会一定要用古遮拉特语文,还有我所提出的别的一些工作方法看起来很特别,使他们颇为不安和为难。不过我得说句公道话,他们大多数很宽容地迁就了我的个性。

在我的健康还没有怎样恢复的时候,偶然在报纸上看见刚刚发表的劳莱特委员会的报告书。它的建议使我吃惊。商卡拉尔·班克和乌玛尔·苏班尼来向我建议,要我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一些迅速的行动。大约一个月的光景,我便到阿赫梅达巴去。把我所担忧的事情告诉伐拉白,他差不多天天都来看我。我对他说:“我们必须做些事情。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什么呢?”他问道。我说:“如果我们可以找到那怕是少数几个人出来签名反对,并且他们拟议中的措施不顾我们的反对而被通过成为法律,那么我们就应当马上进行非暴力的抵抗。如果我不是病到这个样子,我一定全力去进行斗争,并期望别人跟上来。但是就我目前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来说,我觉得我不配担任这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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