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很惊慌，但是我经常在那里，对他们倒是一种安慰。有很多穷苦的人常常把一点点节余埋藏地下，现在就得挖出来了。他们没有银行，他们也不晓得可以存储银行。我倒成了他们的银行家了：钱象水流一样地流入我的事务所。在这种危机当中，我当然不能因为自己的劳动收取任何费用。不过我倒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同我存款的那家银行的经理很熟。我告诉他我要把这些钱存到他那里。别的银行当然不希罕接受大量的铜币和银元，也有人担心银行职员会拒绝接受来自疫区的钱。然而这位经理却给我一切方便。我们决定所有的钱在存入银行以前必须消毒，就我所记得的，那一次差不多有六万英镑存进银行。我劝那些有能力的人在银行里开固定户，他们都同意了。结果，有些人也习惯于把银存在银行里了。
印度人住的地区有人严密把守，没有许可，谁也不得进去。同事们和我都有自由出入的通行证。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整个地区的人都腾出来，在离开约翰内斯堡大约十三英里的平原上塔帐篷住三个星期，然后放火把这地区烧毁。要带粮食和其他应用物品到帐篷里住，自然要费一些时候，在这当中，便不得不派人把守。
然而这一切全部避免了。市政当局对于印度人的行为是满意的，将来防疫工作也就简单得多了。我用尽一切力量动员印度人去帮助市政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是我不记得有谁反对过我的主张。
市政厅对于这个地区的疏忽，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了。可是市政厅对于白种人市民的健康却是非常关心的，为了保持他们的健康，市政厅本来已经花了很多钱，这时为了消灭黑热病的传染，花钱就象泼水一样。我虽然责备了市政厅置印度人于不顾的罪过，却不能不赞扬它对于白种市民的照应，并竭尽所能予以帮助。我记得如果我不给予合作，市政厅的工作会更加困难，那时它就会毫不犹豫地调用武装力量来行其下策。
这个地区的居民由一列专车搬到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克里斯普鲁伊特农场，由市政厅公费供给粮食。这个由帐篷构成的城市看起来就象一个兵营。不习惯于这种兵营生活的人对于这种安排自然是感到不安和惊异，但是他们并没有感到什么特别不方便的地方。我天天骑自行车去看他们。他们定居下来不到二十四小时，便把所有的疾苦全忘了，开始快乐地生活起来了。每次我到那里，都看见他们有说有笑，欢欢喜喜。露天住上三个星期显然增进了他们的健康。
虽然同事们和我都解除了照顾病人的责任，还有很多由黑热病所引起的事情需要处理。
市政厅这次花了很多钱，但是它成功地把疫病的进一步蔓延阻止住了，从而市内的居民重新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就我所记得的，居民迁出以后的第二天，那个地区便被放火烧掉了。市政厅一点也不想从大火中救出任何物品。就在这个时候，为了同样的理由，市政厅还把商场里所有的木料都烧光了，损失大约有一万英镑。采取这个断然的步骤，据说是因为有人在商场里发现了几只死老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