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主要的旁遮普领导人都在狱中，我发现他们的地位已经恰当地被潘迪特·马拉维亚吉、潘迪特·莫迪拉尔吉和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所代替。马拉维亚吉和史罗昙纳吉我从前就很熟悉了，但是我和莫迪拉尔吉建立密切的私人联系，这回还是第一次。所有这些领导人，还有当地幸而没有被捕入狱的领导人，都使我立刻感到和他们相处极为亲切，所以我在他们中间，并不觉得陌生。
普米凯尔·奥德耶爵士要我为旁遮普所发生的一切事变负责，而一些激动的旁遮普青年又把政府施行戒严的责任归到我身上。他们断言如果当初我不停止文明的不服从运动，就不会发生嘉里安瓦拉花园的大屠杀。有人甚至更进一步恐吓我说，如果我去旁遮普，他们就要把我干掉。
我急于要到旁遮普去。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因此更想到那里亲自看看所发生的事情。
当我一步深入一步地调查人民受到的暴虐行为的时候，听见了很多关于政府的专制和官员的蛮横的故事，这些事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使我十分痛心。当时使我惊奇的，现在仍然使我惊讶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大战期间曾经为英国政府供应了大量士兵的省份，竟然遭受这一切穷凶极恶的暴行。
然而我却觉得我的立场十分正确而无可非议，凡是有理解能力的人都不会有什么误会。
正在这个时候，汉德委员会宣布要对旁遮普政府在戒严时刻所做的事情进行调查。
沙提亚巴尔博士，克其鲁博士和潘迪特·兰巴兹·杜德·乔达理，原来曾经邀请我到那里去的几个人现在都下狱了。但是我相信政府决不敢把他们和别的囚徒关得太久。我每次到孟买去，都有很多旁遮普人来看我，遇到这种场合，我总是给他们打气，这会给予他们安慰。当时我的自信心是有感染力的。
我在调查的过程中，还认识了许多旁遮普的妇女。我们好象彼此已经认识了几百年似的。凡是我所到过的地方，她们便成群结队地来看我，在我跟前献上了她们带来的成堆棉纱。我所进行的调查工作，使我弄明白那么一个事实，即旁遮普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纺织布工作的园地。
然而我到旁遮普的计划总是一再拖延。每一次我要求总督准许我前往那里的时候，他总是说“还没有到时候”，所以就这么拖下来了。
为这个委员会起草报告书的任务也委托给我。凡是想要了解旁遮普人民遭受过什么暴行的人，我劝他去看一看那本报告书。关于这个报告书我这里想说明的是，那里面没有一句我有意夸张的话，每一件记载都是有事实可稽的。而且报告书里所发表的证据不过是委员会所掌握的一部分而已。凡是稍有可疑之点的材料，都没有收入报告书里。提出这份报告书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说明真相，而且也只有说明真相才能够使读者看清楚英国政府为了保持它的政权竟能做出多少惨无人道和野蛮无比的坏事。据我晓得的，这份报告书里的任何记载都没有被人推翻过。
西·弗·安德禄先生这时已到达旁遮普，他来信描述那里的令人触目惊心的事情，使我得到一个印象，就是戒严令产生的暴行甚至比报纸上所报道的还坏。他敦促我，叫我立刻到那里去同他一起进行工作。同时，马拉维亚吉也来电叫我立刻动身到旁遮普去。我再一次打电报问总督：现在我是否可以到旁遮普去了，他回电说等到某一个时候以后就可以去。现在我已记不清是哪一天了，我想大概是10月17日。
我到拉合尔所看见的情景使我终生不能忘怀。车站上从这头到那头简直是人山人海，全市的人好象都出来了，在车站上热切地期待着，仿佛在迎接一个阔别多年的亲属，而且是欣喜若狂。我住在已故潘迪特·兰巴兹·杜德的家里，而招待我的担子却落在沙罗拉·蒂维夫人身上。我说是一种担子，是因为虽在当时，也和现在一样，凡是我住的地方，总是川流不息地有人来往。
我们如何一致决定不给汉德委员会提供见证，这件事，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事件了。采取这个决定的理由当时曾经公开发表过，这里不必重复了。简单说这样一句就够了，事情相隔那么多年了，现在回顾起来，我依然认为当时抵制这个委员会的决定是绝对正确和恰当的。
作为抵制汉德委员会的一个逻辑的结果是，我们决定成立一个非官方的调查委员会，代表国民大会党进行几乎是平行的调查。潘迪特·莫迪拉尔·尼赫鲁，已故德希班度·西勒·达斯，阿巴斯·铁布吉先生，姆·勒·贾亚卡先生和我自己都被委任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委员会主席由潘迪特·马拉维亚吉担任。为了便于进行调查，我们每个人都分担一个地区。委员会的组织工作由我负责，很多地方的调查工作便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得到了一个特有的机会来深入地考察旁遮普人民和旁遮普村庄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