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帮助你是不可能的，”他说：“但是我老实告诉你，连你到南非去，我都不赞成。难道我们国内没有工作吗？现在你瞧，在我们的语言中就有很多事情可做。我要找出一些科学用字。但是这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工作罢了。你想想这个国家穷到什么样子吧。我们在南非的人，不用说，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不愿意你这样的人为那种工作牺牲。让我们先在这里争取自治吧，然后我们自然而然地就会帮助我们在那里的同胞了。我知道我说服不了你，但是我决不鼓励任何象你这样的人去和你一齐牺牲。”
费罗泽夏爵士喜欢这次的讲话。我觉得无上的快乐。这次的集会使我赢得了德希潘特和一位波希朋友的积极同情；这位朋友的名字我想暂时不提，因为今天他是政府的一个高级官员。他们两人都表示决心同我一起去南非工作。但是当时担任小案子法庭法官的西·姆·寇希之先生，功阻了这位波希友人，因为这位波希友人正打算要结婚。他得在结婚和去南非两者之间择取其一，而他终于选择了前者。然而巴希·罗斯敦济因为改变主意而作了悔悟，有一批波希姊妹现在还以亲自从事织布工作为那位从中作梗的姑娘赎罪。所以我就愉快地宽恕了那对夫妇。德希潘特并不打算结婚，但是他也没有走。今天他正为自己的食言而做着足够的补偿工作。我在返回南非途中，在赞稷巴遇到了一位铁布吉家族的人，他也答应来帮助我，但是一直没有来。阿巴斯·铁布吉先生现在也因为那次失信而设法弥补。所以我想劝诱律师到南非去的三次尝试，都没有结果。
“那种做法在孟买不行。在这里做报告不好，如果我们想要在这次大会上有所收获，你应当把讲稿写出来，而且必须在明天天亮以前印好，我希望你能赶出来，成吧？”
不过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是素食主义而不是学识，论学识我是望尘莫及的。
按照费罗泽夏爵士的指示，我于大会前夕下午五时亲自到他的事务所报到。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贝斯敦济·巴德夏先生。自从我留学英国以来，我和他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伦敦的一家素食馆里。我知道他的兄弟巴若济·巴德夏先生，因为他以“怪人”闻名。我没有见过他，但是朋友们都说他很古怪。他因为怜悯马匹而不坐马车，他有非凡的记性，却不愿意考取学位，他有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是一个素食者，虽然是个波希人。贝斯敦济没有这么大的名气，但是他在伦敦的时候，就从博学著称。
“夜里十一点钟，”我说道。第二天我去出席大会的时候，我才懂得费罗泽夏爵士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这次大会是在柯华斯吉·捷汗吉尔爵士研究所的大厅里举行的。我曾听说过，凡是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出席讲话的集会，大厅里总是挤得满满的，主要的是爱听他讲话的学生，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出席这样的集会，在我的经历中还是破天荒第一遭。我知道我的声音只有很少人可以听到，当我开始念讲稿的时候，我还有点颤抖。费罗泽夏爵士不断地叫我大声念下去，给我打气。而我的感觉是：这不但没有增加我的勇气，反而使我的声音越发低弱。
“你的讲稿准备好了吗，甘地？”他问道。
“那么，告诉我：什么时间孟希先生可以到你那里拿稿子？”
我的老朋友柯沙福劳·德希潘特先生出来帮助我，我把讲稿交给他。他的声音刚好合适，但是听众不愿意听；大厅里响起了“华恰”、“华恰”的叫喊声。华恰先生便站起来念着讲稿，效果很好。听众完全安静下来了，一直听到最后，不时以喝彩和“可耻”——必要的时候——的喊声打断他念讲稿。这使我心里快活起来。
就在我姊夫逝世的那一天，我得赶到孟买去出席公众大会，实在没有时间让我好好地考虑我的演讲。经过几天几夜不安的焦急劳累，我已感到精疲力尽，而且连嗓子也变哑了。因此我去孟买就完全听凭上帝的安排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把自己的讲稿写出来。
我不喜欢这种劝告，但是它却使我更加敬重贝斯敦济·巴德夏先生。他对于国家的爱和对于自己的语言的爱，使我深受感动。这次谈话使我们彼此更加亲近。我能够理解他的观点。然而我并不是放弃我在南非的工作，而是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一个爱国者不会看轻为祖国服务的任何工作。对我来说，《纪达经》中的几句话是很清楚而且有分量的：尽己之责，虽败犹可；为人尽责，虽成犹失。尽责而终，非由于疾；别谋他途，仿徨无所。
我在孟买又见到他。他是高等法院的书记长。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忙着编纂古遮拉特文高级字典。凡是我所见到的朋友，我总是要求他们协助我在南非进行的工作。可是贝斯敦济·巴德夏不但不愿意帮助我，反倒劝我不要回南非去了。
我感到很紧张，但是我说我可以尽力为之。
“还没有呢，先生，”我战战兢兢地说道：“我想即席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