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们的要求象白书一样明亮，而且是这样的温和，以求成为一个能够被接受的强有力的问题。根据田赋税则的规定，如果收成是在二分五以下，农民可以要求完全停付那一年的田赋。照官方的数字，收成据说是在二分五以上。相反，农民们却争吵着说，收成不足二分五。然而政府根本不听，而且认为人民要求仲裁是“大逆不道”。最后所有的请愿书和祈求都失败了，我和同事们商量以后，便劝导农民们进行非暴力的抵抗。
那时我是古遮拉特大会的主席。大会向政府遞了请愿书、打了电报，甚至忍气吞声地承受专员的侮辱和威吓。这些官员们在这次事件中的行为是非常可笑而不成体统，现在回想起来，实在令人难于置信。
我们的总部设在纳底亚·安纳塔斯朗，因为别处再也找不到能够容纳这么多人的地方。
在我向农民们提出明确的建议之前，安立特拉尔·塔卡尔先生已经进行过调查并且提出了情况报告，此外还亲自和当地的专员讨论了这个问题。穆罕拉尔·潘提亚和商卡拉尔·巴立克也已经投入了这场战斗，并且通过维达尔白·巴德尔先生和已故戈库尔达斯·卡罕达斯·巴立克爵士在孟买的立法议会中鼓动起来。不止一个代表团为了这个问题在等候首长的接见。
下面是非暴力抵抗者所签订的誓言：“由于我们这几个村子的收成不足二分五，我们要求政府停收田赋，直到下年再收，可是政府并不理会我们的要求。因此我们这些签名的人，在这里郑重宣布：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决不交纳今年所有的或余下的田赋。我们要求政府采取它认为恰当的任何合法步骤，并将乐于承受因为我们不交租所应得的后果。我们宁肯让我们的土地被抵押，决不自动交税，从而使我们的要求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者使我们的自尊心受到损伤。然而，如果政府同意停收全县第二批田赋，我们当中有能力的一定交纳应交纳的全部或差额的田赋。有能力交纳而不交纳的人的理由是，如果他们交了，贫苦农民就可能因为混乱而把他们的东西变卖掉，或者向他们借债来交纳租税，这样就会给他们自己带来苦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为了照顾贫苦农民，甚至那些有能力交纳田赋的人也有责任不交纳田赋。”
除了凯达的志愿人员以外，我在这次斗争中的主要同志有伐拉·白·巴德尔，商卡拉尔·班克，安娜舒耶朋夫人，印都拉尔·扬兹尼克，摩诃德夫·德赛先生等人。伐拉白先生因为参加了这次斗争，不得不停止他那美好的而日益兴旺的律师业务，以后由于实践上的原因，他再也不能复业了。
关于这一次斗争，我不能用很多篇幅来叙述。所有同这次斗争有关的很多美好的回忆都不得不割爱了。凡是愿意对这次重大战斗进行更充分和深入研究的人，读一读商卡拉尔·巴立克先生写的完整而可靠的《凯达非暴力抵抗运动史》就够了。
然而我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阿赫梅达巴纺织工人的罢工刚刚结束，我又得投入凯达的非暴力抵抗的斗争中去。
由于收成不好，凯达县出现了饥荒的情况，而凯达的农民正在考虑暂停缴纳那一年的田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