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样做才能告慰于戈克利的在天之灵。于是我便毫不犹豫地而且坚决地提出请求。
到了浦那参加葬礼以后，我们自然而然地讨论了印度公仆社的前途以及我是否应当加入的问题。这个入社的问题，对我来说，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戈克利在世的时候，我用不着请求入社。我只要服从他的意愿就行了，这正是我所乐意的。现在我既已投身于波涛汹涌的印度公众生活中，便不得不有一个可靠的舵手。戈克利就曾经是这么一个人，而我在他的庇护之下也觉得安稳。现在他已经去世了，我只得靠自己去奋斗，而我也觉得应当请求入社。
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便各自分散了，等日后再作最后决定。我回家的时候，内心颇为激动。如果大多数人投票赞成我入社，我是不是应当加入呢？这个行动是不是符合我对于戈克利的忠心呢？我清楚地看见，社员们对于我入社的问题，意见既然如此分歧，我最好是自行撤销入社的申请，免得那些反对我入社的人处境为难。我想这才是我忠于印度公仆社和戈克利所应当采取的行动。这是在一刹那间决定的，我立刻写信给萨斯特立先生，请他不必继续开会。那些反对我入社的人，非常欣赏我这个决定。这使他们不致陷入进退维谷的地步，并使我们的友谊更加密切。我撤销入社的申请，倒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社员。
现在经验告诉我，我不当一个正式的社员更为恰当，而当时反对我入社的人也是有道理的。经验也证明，我们在原则问题上的看法是极不一致的。但这些分歧既经承认以后，我们并不因此而疏远或发生什么龃龉。我们仍然是情同手足，而印度公仆社在浦那的家也一直是我经常出入的一个地方。我虽然不是印度公仆社一个正式的社员，但是我始终是一个精神上的社员。精神上的关系比物质上的关系更加珍贵。离开了精神的物质关系，就等于是没有灵魂的躯壳。
当时大多数的社员都在浦那，我向他们游说，设法消除他们对我的疑惧。但是我看得出来，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一部分人赞成我入社，另一部分人却竭力反对。我明白这两派人对我的友爱不相上下，但他们似乎更忠于印度公仆社，无论如何，这种忠心并不亚于爱我的心意。因此我们所有的讨论都只限于原则问题，而不作意气上的争论。反对我入社的那一派人说，在重大的问题上，他们的见解同我的想法相差甚远。他们恐怕我入社以后，印度公仆社原来的宗旨便要大受影响。这当然不是他们所能忍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