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她光是倒夜壶心里还不满意，我要她心情愉快地干。于是我纵声说道：“在我屋里我受不了这种无聊的样子！”
我所说的这件事发生于1898年，当时我还没有“节欲”的思想。那时我还以为妻子是丈夫的发泄情欲的对象，是生来听命于丈夫的，还不懂得她是一个助手、同志和分担丈夫的欢乐与悲愁的人。
我还是装作不买账的样子，但是确实感到惭愧，就把大门关上了。要说我的妻子离不开我，其实我也少不了她。我们不晓得打过多少次架了，但是结果总是相安无事。作妻子的，因为具有无比的耐性，往往是最后的胜利者。
我们住的屋子是按照西式的洋房建造的，房里没有倒脏水的设备。因此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夜壶。这些夜壶不是由佣人或扫地的人倒的，而是由我的妻子或我自己照管。那些已经同我们住熟了的职员当然会自己清洗这些东西，可是这个基督教徒是一个生客，我们有责任去整理他的寝室。我的妻子收拾了别人用的那些便壶，但是要她去清洗潘查摩人用的便壶，似乎就超越了她的限度了，于是我们就闹开了。她不但不容许我干，自己也不愿意干。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她责骂我的情景，她的眼睛气得发红，当她拿着夜壶走下楼梯眼泪顺着她的两颊流下来的景象。然而我是一个残忍的仁慈丈夫，我自以为是她的教师，出于盲目的爱而折磨她。
这话象箭一样的伤害了她。她顶回来说：“你自己管家吧，让我走。”
今天我多少可以用超然之情来叙述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属于我曾经幸福地经历过的那个时期的事情。我不再是一个盲目的、迷恋的丈夫了，不再是妻子的教师了。如果她愿意，嘉斯杜白今天还可以对我不客气，正如我从前常常对待她那样。我们都是经过考验的朋友，谁也不再把对方看作是发泄情欲的对象。当我害病的时候，她一直是个忠心的看护，她侍候我，没有任何求报答的念头。
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情使我同各阶层的人有了密切的联系，我同他们往来的经验说明我对他们是一视同仁的，无论是亲戚还是陌生人，是同胞还是洋人，是白种人还是有色人种，是印度教徒还是信奉其他宗教的印度人、如穆斯林、波希人，基督教徒或犹太人。我可以说我的心不会作这种区别。我不敢说这是我天性中的一种特殊美德，而并不是我作过某种努力的结果；至于象“阿希莫杀”（非暴力）、“婆罗摩恰立亚”（节欲）、“阿巴立格拉哈”（不占有）等等美德，我是全心全意不断争取其实现的。我在杜尔班执行律师业务时，事务所的职员往往同我住在一起，其中有印度教徒和基督教徒，或者按省份来说，有古遮拉特人和泰米尔人。我不记得我除了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一样看待以外，还怎样待过他们。我把他们当自己家人一样看待，如果我的妻子妨碍我这样做，我就会同她吵架。有一个职员是基督教徒，他的父母属于潘查摩种姓。
我火了，怜悯之情烟消云散了。我抓住她的手，把这个无助的女人拖到梯子对面的大门口，想去开门好把她推出去。眼泪象潮水一样在她的脸上奔流，她嚷开了：“你不害臊吗？你忘了你自己了吗？我上哪儿去？我没有父母亲戚可以投靠。作为你的妻子，你以为我就应该叫你拳打脚踢吗？看在老天爷分上，你自己检点一些，把门关上吧，免得别人看见了不象话！”
这种思想一直到1900年才发生剧烈的变化，到1906年才有了具体的形态，不过关于这一点我打算在适当的地方再谈，这里只说一点就够了：由于性欲的要求逐渐消逝了，我的家庭生活便变得越来越平静、甜美和幸福了。听我这样说的人，可不要以为我们是一对理想的夫妻，或者以为我们两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嘉斯杜白自己也许不知道她有什么与我不同的思想。时至今日我有许多做法大概还是她所不赞成的。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些事情，我看这种讨论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她既未受过父母的教育，在我应当帮助她的时候，也没有受到我的教导。然而她赋有一种非常高贵的品质，这种品质是大部分的印度教妇女多多少少都具有的。这就是：自愿或非自愿地，自觉或非自觉地，她总认为遵循我的步伐是应该的，在我致力于一种有节制的生活的时候，从未加以阻挠。所以我们之间在文化程度上虽然有很大差别，我还是一直感到我们的生活是美满、幸福和进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