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们已经不再感到痛苦了，他们认为政府应当是一个为了人民的政府，因为当人们感受不公平的时候，这种政府能够容忍有秩序的和可敬的不服从。所以三巴朗和凯达的事件就是我对于这次战争的直接的、明确的和特殊的贡献。要叫我中止在那方面的活动，就无异叫我中止生命。如果我能够推广这种精神的力量——其实这就是爱的力量的别名——以代替暴力，我知道我可以为您呈献一个能遏制全世界的作恶行为的印度。因此，我将年复一年地锻炼我自己终生运用这种忍受苦难的永恒的法则，并把它提供给那些愿意接受的人，而且如果我参加了别的任何活动，其动机也是为了表明那个法则的无比的优越性。
除了我自己的同事以外，我能请谁先来应征呢？所以我一到纳提亚，便和伐拉白以及其他的朋友们商谈这件事情。有些人不容易接受这个建议，赞成的人又怕它不能实现。在政府与我想向他们呼吁的那个阶级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好感。这些人从政府官员那里所受过的痛苦经验，还是记忆犹新的。
我已开始同当地的专员商量应征者的住宿问题。每一个分区的专员都仿照德里的办法举行会议。其中一次会议在古遮拉特举行，我的同事们和我都被请参加了。不过我觉得我在这里的地位不如在德里。在这种充满奴性的气氛里，我觉得非常不安。我作了一个相当长的发言，我不能说什么取悦于那些官员们的话，倒确有几句不好听的话要说。我常常散发传单，要求人们报名应征。我主张人们应征的理由之一是不合那位专员的胃口的：“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所干的很多坏事中，历史会判定那个剥夺全印度武装的法令是最大的坏事。如果我们想要取消这个法令，如果我们想要学习使用武器，这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在政府遭受考验的时刻，中产阶级肯出来帮助它，不信任就会消逝，而不准携带武器的禁令也就会撤消。”那个专员提到这一点时说，虽然我们彼此见解不同，他还是欣赏我出席了会议。而我则不得不尽量客气地说明我的观点。以下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给总督的那封信：“正如你所知道的，经过慎重的考虑以后，我感到不得不向阁下表明，由于我在本月（4月）26日的信上所说的那些理由，我本来不能参加这次会议，但是承蒙您接见面谈之后，我终于决定参加，这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确是出于我对您的最大的尊敬。我不想出席的理由之一——也许是最主要的原因，乃是罗卡曼尼亚·狄拉克、贝桑特夫人和阿里弟兄没有得到邀请参加这次会议。我认为他们是公认的最有力的领袖。直到现在我仍然感到没有请他们参加是一个很大的失策，因此我谨向您建议如果在以后的省的会议中—
我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举行集会。人们倒是参加，但是难得有一两人应征。“你是一个主张非暴力的人，你怎么叫我们拿起杀人的武器呢？”“政府为我们印度干过什么好事，值得我们同它合作呢？”他们常常拿这一类的问题来为难我们。
“我知道印度采取了这个行动之后，就会成为帝国最得宠的伙伴，而种族歧视也就会成为过去的陈迹。然而事实上，印度的整个知识阶层所决定的却是采取比较无效的办法，而现在谁也不能再说知识阶层对于广大群众没有什么影响。自从我从南非回国以后，一直同农民们保持着极为密切的接触。我希望能使您相信，自治的要求已广泛地深入人心。上届的国大党大会我参加了，而国大党大会所通过的要由一个国会机构明文规定在一定时刻内给予英属印度一个完全的责任政府的决议，我也是起草人之一。我承认这是一个大胆的步骤，但是我相信，除非在最短期间实现一个明确的自治的幻想，印度人民是不会满意的。我知道印度有很多人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任何牺牲在所不惜，而且他们也很清楚，既然他们希望在帝国的范围内达到最后的地位，他们也应当为帝国作出同等的牺牲。所以我们也懂得，我们只有全心全意地埋头苦干把帝国从当前的危险中拯救出来，我们才能缩短达到那个目标的行程。不承认这个基本的真理，那就是一种民族自杀。我们必须了解，如果我们拯救了帝国，我们在那个行动的本身中也就取得了自治。
“我承认在这危急的时刻，我们必须象我们已经决定的那样给帝国以出自本意的和毫不含糊的支持，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能成为这个帝国的一个具有自治领地位的伙伴。不过这是一个简单的真理：我们的响应是由于我们指望我们的目标能够更快地实现。由此说来，即使主动承担起这种责任能够带来相应的权利，人民仍有理由相信在您的讲话中所谈到的重大改革将体现在国大党联盟方案的一般主要原则中，我相信正是由于这种信念，使得大会的很多成员愿意给予政府以衷心的合作。
“因此，这一点在我看来是很清楚的，就是为了保卫帝国，我们必须给帝国以所有可能的人力支援，但是在财政上，我们就不能提供同样的支持了。我同农民们的密切交往使我相信，印度捐献给帝国国库的，已经远远超出了印度的能力之外。我知道我这样说是代表着我国大部分同胞的意见的。
“这个呼吁应该是指向官员们，要他们不得虐待平民、抛弃过去一贯的做法，多和人民商量，多尊重群众的意见。我在三巴朗的时候，因为抗拒一种长时期的专制，最后竟不得不诉之于英国司法的最高权力。在凯达，不断咒骂政府的人们，现在却觉得真正有力量的并不是政府，而是那种愿意为真理受难的代表着真理的力量。
然而，我们坚持的工作逐渐收到了效果。报名的人很多，我们希望把第一批人送走以后，就能得到源源不断的人应征。
—我知道这是跟着就要举行的——这些领袖们能够被邀请贡献他们有益的意见帮助政府的话，这次的损失还可以弥补。恕我斗胆直陈，任何政府都不会不重视象这些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领袖，即使他们的观点与政府的观点根本不同。同时我又很高兴的是，在这次会议的各个委员会上，各党各派的意见都可以自由发表，就我来说，我是有意克制我自己不在我所属的委员会或在大会本身发表我的意见。我觉得只要我拥护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我就算是很好地为大会的宗旨服务了，而这一点我是毫无保留地做到了。我希望尽早化语言为行动，只要政府接受我的建议，这个建议我已另函同时附上。
然而他们还是赞成进行这件工作。可是我一开始进行的时候，马上就明白了。我的乐观主义受到了一个无情的打击。从前进行抗税运动的时候，人们很乐意把牛车免费给我们使用，而且我们需要一个志愿人员的时候，便会来两个。现在连租用车子都租不到了，更不要说志愿人员了。然而我们并不灰心。我们决定不用车子，完全步行。这样，我们每日必须走二十英里左右。如果连车子都弄不到，要人们供给我们饮食，那就是妄想了。几乎不好去向人家要粮食。因此我们决定每一个志愿工作者的背包里必须自备干粮。幸而是在夏天，用不着带铺盖。
很多人因为我用印度斯坦语讲话而向我祝贺。他们说，据大家所记得的，在这种会议上讲印度斯坦语还是破题儿第一遭。大家的祝贺以及发现在总督主持的会议上我是第一个用印度斯坦语讲话的人，这件事伤害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我觉得惭愧而无以自容。在本国所举行的集会上，讨论的又是有关本国的事情，却不能用本国语言讲话，及至象我这样一个偶尔出席的人用印度斯坦语讲了话，竟被认为是一件可庆贺的事，这是多大的悲剧啊！这类事情促使我们想到我们的地位已经变得多么低下了。
“这次会议对我来说，同时我相信对很多人也是一样，意味着为了共同的事业而贡献生命的一个明确的步骤，但是我们所处的地位是特殊的。今天我们还够不上算是帝国的伙伴。我们的贡献是基于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如果我不把我们的希望清楚地、如实地告诉您，那我对您和我的同胞就不真实了。我并非为了实现这个希望而讨价还价，但是您应当懂得，失望就等于幻灭。
“最后我要请您转请陛下的政府就穆斯林土邦问题提出明确的保证。我相信您知道每一个穆斯林对这个问题是深切关怀的。作为一个印度教徒，我不能对他们的事业漠不关心。他们的悲愁也就是我们的悲愁。帝国的安全就在于以最慎重的态度尊重那些土邦的权利，尊重穆斯林对于礼拜场所的宗教感情，以及您对于印度自治要求的公正而及时的态度。我写这封信，是因为我爱英国，而且我希望唤起每一个印度人对于英国人的忠心。”
我在信中对于象罗卡曼尼亚·狄拉克和阿里兄弟这样的领袖没有得到邀请参加会议的事，表示遗憾，并且说明了在战争造成的形势下人民和穆斯林在政治方面的最低要求。我要求总督准许我把这封信公开发表，他欣然同意了。
这样我就参加了会议。总督非常希望我支持关于招兵的决议。我请总督准许我用印地—印度斯坦语发言。他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是建议我也用英语讲话。我本没有什么话好讲，我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受责任心的驱使，竭诚拥护这个议案。”
“还有一件事情我不能省略。您曾经向我们呼吁，要我们放弃内部的分歧。如果这个呼吁是指容忍官员们的专横和错误行为，我是无力响应的。我对有组织的横暴决心抵抗到底。
我在会议上所讲的那一句话，对我是意义重大的。我不能忘怀这次会议和我所支持的那个决议。在德里的这段期间，我还有一件事要做。我必须写一封信给总督。在我，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觉得为政府和人民双方的利益着想，我有义务在信中说明我为什么参加和如何参加这次会议的，还要清楚说明人民期望于政府的是什么。
我的另一项任务是招幕新兵。除了在凯达以外，我能从哪里入手呢？
这封信必须送到西姆拉去，因为会议结束之后，总督立刻就上那里去了。在我，这封信是极关重要的，通过邮局寄去耽误时间。我想要节省时间，可是又不愿随便派人送去。我想找一个妥实可靠的人带去，并亲自送到总督的住处。丁纳班度·安德禄和鲁德罗校长建议委托剑桥教会的爱尔兰牧师带去。他答应带去，如果能让他先看一看，并且他认为满意才行。我不反对，因为这并不是一件私信。他看了，满意了，并且表示愿意办这件事。我要给他买一张二等火车票，但是他却推辞了，说他向来是坐二等半的。虽然那是一整夜的路程，他真的坐了二等半的火车去了。他的简朴和率直的态度使我心服。这封信就这样由一个妥实的人带走了，我想它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我放心了，我的障碍扫除了。
“如果我能够使我的同胞收回他们的要求，我一定要他们撤销国大党的一切决议，而在这大战的危急期中，不再絮叨着要什么‘自治’或‘责任政府’。我要使印度贡献她所有身强力壮的男儿在帝国告危的时刻为帝国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