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愈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之外，教师的职能还应该包括“熏陶”。前者要求教师必须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后者则要求教师应富于人格魅力。老师在课堂上的“传道、授业、解惑”，考试结束后可能被扔到了一边；老师课内外优雅的举止和幽默的谈吐，可能让我们终生难忘，毕业几十年后同学聚会还能重复老师当年的口头禅，还能模仿老师说话的语音腔调；老师应世观物的态度让我们受益无穷，老师磊落坦荡的襟怀让我们受到无形的感化，老师无私无畏的精神更是我们人生的标杆。
太傅东海王镇许昌，以王安期为记室参军，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或曰：“王、赵、邓三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谓安期、邓伯道、赵穆也。袁宏作《名士传》，直云王参军。或云赵家先犹有此本。
在教育已经变成“教灾”的今天，你有兴趣听听魏晋士人谈从师之道吗？
当然，今天也有少数老师不太尽职，由于现在教师的科研压力较重，要争项目，要发论文，要出专著，这些都是评定他们工作成绩和业务能力的“硬指标”，课堂教学和带研究生是他们的“软系数”，所以他们花在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很少。还有少数老师不太称职，业务上对学生无“业”可授，有“惑”难解，人格上更不能让学生仰慕。我本人就是这些不尽职和不称职的教师之一。总之，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很难闻到书香，却处处弥漫着铜臭；没有浓厚的学术气息，却到处充斥着官气和奴气。
看看这则小品真让人叹息，不知一千多年前东海王的从师之道，能否给今天功利浮躁的“我们”一点启迪？
魏晋名士大都出身于官宦世家，为了保住自己家族的地位，为了光大家族的荣耀，他们特别注重后代的教育。从诸葛亮的《诫子书》到嵇康的《家诫》，再到魏晋之后集家训之大成的《颜氏家训》，我们既能感受到“可怜天下父母心”，还能见到许多教育的真知灼见。六朝士族的家族教育卓有成效，如钟、卫、王各大家族“代代善书”，如曹、王、谢、萧等家族“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后代不仅继承前人，而且还后起转精。《世说新语》中有不少父子、祖孙对话，如谢安的“我常自教儿”，司马越的从师之道，王安期的“致理之本”，无一不渗透着闪光的教育理念。
——《世说新语·赏誉》
因而，古人慎于择业，更慎于从师。择业不慎就可能事业无成，从师不慎则可能入门不正。
司马越称道不已的王安期名承，历任记室参军、东海太守等职，封蓝田侯，他那位豁达性急的儿子王述，后来袭父爵被称为“王蓝田”。史书上说王承为人冲淡寡欲，为政廉洁自守，不只老百姓爱戴怀念，士林显宦也交口称赞，有人还把他与王导并称。我们看两则《世说新语》中的小品，就能窥见他的为人，一则是写他如何对待小偷的态度：“王安期为东海郡，小吏盗池中鱼，纲纪推之。王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文中的“纲纪”是州郡主簿一类的官，各级主官属下掌管文书的办事员。“推之”就是主簿要追究偷鱼的小吏。一句“池鱼复何足惜”，让那位偷鱼的小吏逃过了惩罚，也让我们看到王安期的宽厚。另一则小品写他对读书人的态度，他对那些违犯夜禁的书生，非但没有鞭挞，反而礼遇有加。从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到，司马越为儿子选老师很有眼光。
如今，除了特殊的家教，除了课外“培优”，父母很难为读中小学的小孩选择老师。上大学后学生才有某种选课的自由，读研究生期间选择导师的机会更大，尤其是念博士生完全做到“我的导师我做主”。现在学生选择导师，更多的是看导师的社会名气，较少关注导师的学术实力，更多的看导师有多大的行政权力，较少关注导师的为人兴趣。因为“青青子矜”们生存上的艰难，导师能给自己带来多大的世俗利益，是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至于激发兴趣、培养人格和学业指导，在他们看来都不是“迫切问题”。有少数研究生攻读学位，既不是对专业有强烈的兴趣，也不是对学术十分虔诚，他们就是为了找个能挣钱的“好工作”，换个经济发达的“好地方”，如此而已。他们对老师既不会像古人那样，“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甚至很难“一日为师终身为友”。毕业后要是如愿以偿实现了“理想”，导师的使命已经完成，马上就可能与导师“拜拜”；要是自己的目的没有达到，那也证明自己的导师是个“废物”，师生从此就成为路人。我经常听到同事和朋友们感叹，如今的学生“太老练”。这样的学生本来就不想从老师那儿学到什么东西，自然他们从老师那儿什么东西也没学到。当然，我说这种情况只是一小部分人，大学里也有许多感人的“师生情”。
这则小品中的“太傅东海王”指司马越，他以谦恭有礼和扶贫济弱，早年就在士林获得盛誉，后来在西晋八王之乱中“笑到了最后”。“世子”原指王侯正室所生的长子，后来泛指王侯的儿子。从他告诫儿子这段话来看，司马越的确教子有方，而且深得“从师之道”。这段话说得太精彩了，这里我们不妨先将它译成白话：从书本上学到往往微浅，身体力行的才能印象深刻；反复演习纸上的法度礼仪，不如亲眼瞻仰大师的揖让仪容；诵读玩味先人的语录格言，不如聆听贤人的当面教诲。南宋著名诗人也说过类似的话：“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做学问是这样，做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授业和解惑多是学业上的点拨，为人处世则须人格上的熏陶，点拨只凭言传，熏陶依赖身教，所以古代把“从师”说成“从游”，把跟着老师学习叫“追随杖履”。古人的学习既指“致知”也指“修身”，他们强调“知行合一”。这对教师的要求特别高，“先生”在道德和学识上都必须是人伦师表，学生在“从游”的过程中，先生身教的影响可能超过了言教的传授。中国古代书院的主讲，都是当世的博学鸿儒和道德楷模。在书院里连续几年教学活动中，他们与学生一起切磋学业，更与学生一道砥砺气节，在这种氛围中培养的人才，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同时也是人格上的“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