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篇文章本身而论，作者是在赞美黄叔度“其器深广”，胸襟“汪汪如万顷之陂”，这种人才是国家的宏材伟器。文中虽说到“澄之不清，扰之不浊”，但“清”与“浊”并非关注的重心。“量”隶属才能，“清”归于德性。曹操不是公开“求”那些“盗嫂受金”的才智之士吗？《世说新语》专设《雅量》门，魏晋士人似乎将“量”置于“清”之上——器量狭小虽清何益？器量深广虽浊何妨？
我们来听听郭林宗的解释：“黄叔度的为人就像那汪洋浩瀚的万顷湖水，澄也澄不清，搅也搅不浊，他的胸襟器度渊深博大，实在难以测量呵！”原来是黄叔度的器度宽宏，只有与他长期接触才能粗识深浅。那么袁奉高的为人呢？文章又让读者自己去推测。从郭林宗拜访他时间的仓促短暂，大致能猜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郭对袁印象不好，要么是袁氏了无机心。郭林宗在另外场合对袁氏多有好评，这就排除了第一种可能性，袁氏为人没有什么城府，可从郭林宗对他的评价得到印证：“奉高之器，譬诸泛滥，虽清易挹也。”郭林宗到底是喜欢城府深的黄叔度，还是喜欢城府浅的袁奉高呢？从与黄、袁相处的久暂来看，他似乎更喜欢黄叔度，从他在别处推崇袁氏的言论看，他也同样敬重和喜欢袁奉高。
——《世说新语·德行》
东汉末年士族已经出现人性的自觉，士人的个性日益鲜明，情感也日益丰富，本文正好透露了这一时代信息。
魏晋士人赞赏博大的胸襟、宽宏的气量、豁达的气度和高雅的韵致，《世说新语》还专设《雅量》一门。大家公认唯有“风流宰相”谢安众美兼备，既有“雅人深致”，又有宽宏气量，书中用了大量笔墨描写谢安的“雅量”。
这则小品中袁奉高和黄叔度的为人也是截然不同：一个清浅，一个深广。
就今天的价值观判断，“量”与“清”未可轩轾。心地透明的人能给人以信任感，与之相处觉得可靠而又亲切，但又往往失之浅露幼稚；城府深沉的人处事稳重老练，而且容易成就大业，但这种人用理智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人家对他们莫测高深，因而自然也就对他们敬而远之，只觉其可畏而不觉其可爱。黄叔度和袁奉高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性格类型，真可谓尺有所短而寸有所长，他们有差异但无优劣。
我们通过一篇小品来看看“雅量”的本质特征。《世说新语·雅量》篇载：“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阼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桓温设的“鸿门宴”上，王坦之的“恐状，转见于色”，谢安的“宽容，愈表于貌”，王、谢两人的神态形成鲜明对比。谢安“作洛生咏”的优雅，“讽‘浩浩洪流’”的气概，“其量足以镇安朝野”。只想着个人的安危，王坦之怎么不心怀恐惧？心系“晋阼存亡”，谢安才如此坦然。死生尚且无变于己，得失更不足以动其心，这样才会有从容的气度和宏大的气量。可见，雅量是一种气质个性，更是一种精神境界。
鲁迅先生在《忆刘半农君》中将陈独秀、胡适和刘半农三人做过一次有趣的比较，他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武器仓库，陈独秀在武库外竖一面大旗，旗上写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库房却是大门洞开，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别人根本用不着提防；胡适的库房门是紧闭着的，门上还贴了一张纸条说“内无武器，请勿疑虑”，使见者难知虚实；刘半农则让人不觉得他有“武库”，他就像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一眼就能见出他的深浅来。陈、胡叫人佩服，而半农则让人亲近。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郭林宗即东汉末年享誉士林的郭泰，博通经典，妙善言谈，名臣李元礼曾说“吾见士多矣，无如林宗者也”。郭死后为他写碑铭的著名作家蔡邕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郭林宗先后拜访的袁奉高（名阆）和黄叔度（名宪），他们二人既是同乡，又同为当世名士。郭林宗拜访袁奉高时，车子还没有在路边停稳，马嚼子上挂的鸾铃还在撞轭作响，他就起身告辞了主人。他到黄叔度家拜访的时候，却在黄家里一连住了两日两夜。是郭与袁话不投机，还是与黄更加投缘？文章先有意制造悬念，用“人问其故”四字卖关子。
所谓“雅量”，除了上面四个本质性规定以外，还应包括如下特征：面临突然变故时处变不惊，遭遇重大险境时临危不乱，任何时候都显得包容、宽裕、镇定、平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