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像神情与画家精神息息相关，庾道季品画的思路并没有错，只错在他品画的价值标准上。他认为佛像仪容不能显露出人性，稍露人的欲望悲欢就“神明太俗”，所以佛像画家应该戒断“世情”。戴安道则认为庾道季的说法未免可笑，世上任何人都难戒断“世情”，再说，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且不论务光传说的真假，即使他确实戒断了“世情”，可断绝了世情又哪有描绘佛像的激情？将人世一切都看成与己无关的人，怎么可能虔诚礼佛“普度众生”？即使他勉强去描绘佛像，他画笔下的佛像又怎会显出“神明”？
传说中的这位务光先生，哪怕夏桀再暴虐他也不谴责，哪怕伊尹再优秀他也不举荐；他不想占国家的任何便宜，也不想为国家尽任何义务。务光的确“超脱”成仙了，他完全不受俗情羁绁，可也丝毫没有人际关怀。谁能说清这是“高洁”还是“冷漠”？这是脱尽俗情还是不近人情？
宗教是心无所归者的皈依，是苦难生灵的哀叹，是无情世界的情感。作为一种宗教艺术的佛像，是人世现实在绘画中的折光，也是画家情怀和个性在画像中的表现。人们把自己的企盼、愿望、理想都寄托在它身上，佛像容光是人类心境或正面或颠倒的折射。有时候人的精神越单调贫乏，佛像越显得丰富饱满；有时候现实越悲惨残酷，佛像越发慈悲安详。当战乱杀戮导致“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时，当生活在“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的恐惧战栗中时，人们对自己的现世生活彻底绝望，便把美好的理想都寄托于天国佛像，此时佛像神情与人类心境就是颠倒的；而当人世不再是“泪之谷”的时候，当社会重新燃起希望之光的时候，佛教画常用绚丽的色彩和圆润的线条，表现欢快的生活场景与温馨的精神氛围，佛像更接近于人自身的形象，显得妩媚、亲切、和善、幸福、仁慈……此刻佛像的微笑就是人们内心喜悦的对象化。这在古今中外都无例外，如欧洲文艺复兴时的圣母像，其实就是表现那时男性画家的心理和生理欲求，描绘的是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女性“范儿”——丰满、华贵、聪慧乃至性感。
——《世说新语·巧艺》
这则小品正是说，戴安道中年以后所画“行像”十分精彩绝妙，所谓“行像”就是载在车上便于巡游的佛像，可以是塑像也可以是画像。庾道季（名龢）见到戴画行像后假装内行地说：“佛像看上去虽十分生动，只是神韵过于世俗，大概是你俗情未尽的缘故。”戴逵不喜欢他冒充行家的样子，也不接受他这种不着边际的高调：“也许只有务光可能免去你这个批评。”
《世说新语》中的庾道季一直自我感觉良好，对人的评价一向比较刻薄，不知他本人是否戒绝了“世情”。戴安道并不否认自己“世情未尽”，假如毫无人际的温情，他笔下的佛像又哪来“风趣”与“神韵”？
还是回到庾道季与戴安道的对话。
戴安道中年画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语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尽。”戴云：“唯务光当免卿此语耳。”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戴逵（字安道）从小就灵巧聪慧，诗、文、琴无所不能，尤其工于绘画和雕刻，特别擅长雕绘佛像，他雕绘的佛像构思新颖别致。一次雕成了无寿量大佛木像和其他菩萨，他以为按从前的方法雕刻佛像，致使木像过于古朴笨拙，这样的佛像一旦开龛让人们礼敬，肯定也不会吸引感动信徒。他想当面听听别人的意见，又怕别人碍于情面不讲真话，于是悄悄躲在帘后倾听拜佛者的议论，集中了大家各种各样的褒贬意见，经过三年的琢磨修改才完成佛像。这尊佛像被迎到山阴灵宝寺。据说，当时显宦和名士郗超来寺瞻仰礼拜这尊佛像，正在提香许愿时，他手中香烟蒸腾而上，一直升到茫茫的云端——戴逵雕的佛像显灵了。我相信这是添油加醋的附会，无非是想夸张地形容戴刻佛像栩栩如生，这种手法是文人故技。不过，南朝齐绘画理论家谢赫对绘画艺术的鉴赏极其精微，年代又去戴逵生活的东晋不远，他对戴逵的评价倒非常可信，他在《古画品录》中称赞戴绘佛像说：“情韵绵密，风趣巧拔，善图圣贤，百工所范。荀卫已后，实为领袖。”六朝常把佛祖及其弟子称为圣贤。谢赫无疑观摩过戴逵的绘画和雕塑，否则他不会断言戴绘佛像，不仅富于深情远韵，而且还露出风趣灵巧。
我们先来见识一下戴逵说的那位“务光”。汉刘向编《列仙传》载，务光是夏朝时的人——或说是夏朝时的“仙”，不然怎么会编到《列仙传》中呢？他长得怪模怪样，耳朵就长达七寸，商汤准备讨伐桀之前与务光商量，务光冷冷地对汤说：“这不关我的事。”汤又想征求一下他对伊尹的意见，务光回答说：“只知他力气很大，而且忍辱力强，其他的就一概不知了。”汤消灭了桀后打算把天下让给务光，没料到务光觉得是对自己最大的侮辱：“我早就听说过，道德堕落的社会中，切莫踏上这样的国土，更何况要把这样的国家让给我呢？”他一气之下背上石头自沉于卢水中淹死了。
魏晋艺坛上，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法臻圣，戴逵、顾恺之二人绘画称神，他们的书画是“魏晋风度”的生动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