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言语》
通常情况下，情与智好像水火不容——情浓则智弱，多智便寡情。魏晋名士却既长于思又深于情，王弼还为情理兼胜进行哲学辩护：“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王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
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
在重要的政治场合，谢太傅镇定自持，王右军现实清醒，可他们在私生活中又是如此儿女情长，到底哪一个谢安、王羲之更为真实呢？其实，二者综合起来才是他们的“真面目”。
当王伯舆登上江苏茅山，悲痛欲绝地哭喊“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当“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世说新语·任诞》），魏晋名士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开心地笑过，我们悲伤地哭过，我们真诚地爱过，我们本真地活过……
在谢安的朋友圈子里，王羲之算得上难得的诤友，他多次提醒谢安“虚谈废务，浮文妨要”，但这次对谢安倾吐的苦恼深有同感：“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桑榆”指日落时余光斜照在桑榆树梢，常用来比喻人的晚年。这里要稍加说明的是，王羲之“桑榆之年”在今天只能算中年，他本人还不到六十岁就病逝，与谢安对话的时候大概五十左右的光景。年近桑榆自然容易感伤，王羲之只好靠音乐来排遣苦闷，宣泄忧愁，而且还老是怕儿辈们少不懂事，破坏了自己陶醉于音乐的“欣乐之趣”。儿辈们大多“少年不识愁滋味”，哪能理解父辈们“伤于哀乐”的苦衷？
魏晋士人既达于智也深于情，王、谢二人正是精神贵族情理并茂的人格标杆。
有一天，谢安对书圣王羲之说：“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哀乐”本来包括悲哀与快乐，但这里它是个偏义复词，侧重于指人悲哀的情绪。“人到中年”是生命的重要关口，刚刚告别青春的激情岁月，已经能够望见人生的夕阳晚景，“人生苦短”的感受特别深切，对亲友的生离死别分外敏感。青年时期可以少不更事，老来以后可以万事由天，而中年是社会的中坚，肩负着家国成败兴衰的重任，所以这个年龄的人精神特别紧张，心情也特别容易烦躁，更要命的是中年人在外面还要装出一副轻松坦然的模样，人们更多地看到他们的成熟老练，很少去触摸和体会他们的脆弱柔情。“男儿有泪不轻弹”，大家平时只看得到男儿的笑脸，“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是中年男人特有的孤独，“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是中年男人特有的渴求。谢安“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的心情可能还不便于对太太倾诉，幸喜他有王羲之这么个好朋友。他们有相近的家族背景，有相近的文化修养，有相近的社会地位，当然也有相近的负担烦恼，因而他们对彼此的哀乐能莫逆于心。
王、谢两家是东晋最显赫的士族，是东晋前中期政治经济的主宰者和垄断者。谢安的胸襟气量一向为人称道，时人认为他“足以镇安朝野”。在淝水之战前后，他那副镇定自若的神情，使人觉得天塌下来有他来顶，人世间任何变故都难以扰乱他内心的宁静。
因为有了逻辑理性，人才不同于动物；假如只有逻辑理性，人就可能等同于机器——今天大型计算机在逻辑推理上甚至超过了人。过度理性不仅让人成为冷冰冰的动物，而且让人的生命力竭尽干枯；唯有深情才能使我们体验到人生的大喜与大悲，才能使我们走进存在的深度，才能使我们感受到生命卑微与崇高，领略人生的丑恶与壮丽。
可是，这则小品中的谢安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原来他是那样多情，也是那样容易动情。与朋友聚散别离是人生常态，这种事情也使他一连几天闷闷不乐，以至要跑到朋友那儿寻求安慰。文中的谢安酷似多愁善感的书生，完全没有自我调控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