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翻嵇康和阮籍等人的诗文，你就不难知道，魏晋之际名教与自然的冲突异常激烈，其中既有思想观念的差异，更有政治立场的分歧。何曾请求晋文王将阮籍流放海外，其实是企图借礼法之名来进行政治清洗。而崇尚自然任性放纵者，对礼法之士的虚伪卑劣也极其鄙夷，如《大人先生传》中，阮籍对礼法之士“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的嘲笑；《酒德颂》中，刘伶对缙绅先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的戏弄，无一不辛辣而又尖刻。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命题，更公开声称“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简直就是嬉笑怒骂，间接声明与司马氏集团势不两立。
这里选的六篇小品从不同层面诠释了贵族精神：首先，作为贵族必须具有高度的主人意识——既然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就要以国家的兴亡为己任，所以他们处处以“国士”自期，也希望别人以“国士”相许。侍中孔坦临终之前，司空庾冰看望他时“为之流涕”，可孔坦不仅毫不领情，反而大为不满。他认为“大丈夫将终”时，庾冰应该向他询问“安国守家之术”，“乃作儿女子相问”是没有把他看作“大丈夫”，没有把他视为“国士”。《晋书·卞壸传》载，苏峻之难时朝廷军队一泻千里，卞壸带领大军护卫京城，自己及两个儿子身先士卒，朝臣都劝他要备好良马准备逃生，他回答说如果国家亡了要“良马何用”，最后自己及儿子全部战死沙场。孔坦和卞壸用自己的生命演绎了“贵族精神”：生命将终之时，国难当头之际，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共存亡。如今我们这里少数贪官，只有特权而无担当，只有贪婪却无责任，于是便出现了“领导先飞”“领导先走”“领导先用”“领导先拿”……其次，贵族必须具有深厚的悲悯情怀，无私地爱自己的同胞，甚至爱身边的动物，如庾亮不卖凶马、支遁放鹤。再次，贵族必须具有宽容的精神和博大的胸怀，如下面《两得其中》中的裴楷不强人同己。最后，作为贵族当然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具有敏锐的艺术感受，具有高雅的气质风度，如最后一篇《主客不交一言》中，子野与子猷的高贵，主要不是由于出身于官宦世家，出身于书香门第，而是由于他们的精神修养，由于他们的文化品位。
半个多世纪以来，“贵族”在大陆汉语辞典中是个绝对的贬义词，它与腐朽、没落、奢侈、剥削、自私甚至弱智连在一起，以致我们一听到贵族就满脸鄙夷。神州大地上彻底消灭了贵族，自然也完全丢掉了贵族精神，因而，只有贪婪的权贵，只有地位的显贵，却没有品格的高尚，没有灵魂的高贵。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特征，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为人方式，哪怕情人或夫妻之间，也可能志不同或道不合。那些总想“改造”对方的夫妻，结局往往不再是夫妻；那些总想使人从己的朋友，最后往往都成了路人或仇人。假如我们能有起码的宽容厚道，尊重别人不同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社会、单位和家庭就将减少许多矛盾；假如我们能以新奇的眼光，来欣赏别人异样的思想行为方式，我们就将获得许多新的快乐，赢得许多新的朋友。想想看，一对夫妻要是出门都“齐步走”，那模样该是多么滑稽！
这篇小品还教给我们如何为人处世。《世说新语》中多次说到“裴楷清通”，《晋书》本传又称“楷性宽厚”，“清通”是指他为人清明通达，“宽厚”是说他待人宽容厚道。“清明通达”使他能换位思考，禀性“宽厚”又使他能包容异己。阮籍居丧醉酒他不以为非，客来后不哭他不以为侮，他依旧谨守吊丧礼仪——自己“哭”后“便去”。还在别人面前为阮籍缓颊：阮为方外之人可以“不崇礼制”，我们这些世俗中人应“以仪轨自居”。既不屈己从人，也不强人同己；既坚守自己的行为准则，又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裴楷这样的人谁不愿和他交朋友呢？难怪王戎说假如裴楷能死而复生，我一定要与他为伍了。
——《世说新语·任诞》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喭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
随着司马氏集团篡位尘埃落定，“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隐义涣然冰释，名教与自然的对立逐渐变成名教与自然的合一。裴楷以方内与方外来区分崇礼与非礼，“时人叹为两得其中”，开始泯灭二者政治态度的不同取向。稍后王澄、胡毋辅之等人裸体放纵，已经不同于嵇康任达以对抗，也有别于阮籍借酒以逃避，不过是以放纵为“通达”，所以乐广当时就曾讥笑他们：“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言下之意是说，你们不就是要追求快乐吗？在名教中也能找到你们这些快乐呵，何必要做得这么夸张呢？东晋名士更是儒道兼综，孔庄并重，名教与自然在社会上不再形成冲突，在他们内心深处也不再构成紧张，如东晋名臣庾亮一方面“性好《庄》《老》”，另一方面又“动由礼节”。
魏晋是一个门阀制度社会，政治经济代表的是贵族利益，文化艺术表现的是贵族的审美情趣。
由于事事不守礼法，又由于常常白眼看人，有人把阮籍当作“麻烦制造者”，他自然成了礼法之士的眼中钉。因居母丧期间照旧饮酒食肉，“以礼自持”的何曾要求司马昭将他“流之海外，以正风教”。可正是这个“至孝”的何曾，为人“外宽内忌”，附权奸而害忠良，“正衣冠”而极“豪奢”，他死后博士秦秀上表请谥“缪丑”。秦秀还引经据典地阐述谥“缪丑”的“法理依据”：“谨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怙乱肆行曰丑’，宜谥‘缪丑公’。”读《晋书·何曾传》时，我不知不觉就想到了死去的军中大贪徐才厚，徐才厚称“自己最大的‘缺点’就是清廉”，他把自己的政治对手都整成了“贪官”。说句实话，我觉得徐才厚比何曾更有幽默感。
言归正传。也不是所有“行止有节”的人都想置阮籍于死地，“非礼”与“崇礼”不一定要“你死我活”，这两种人也可能“各得其所”。这篇小品不仅给我们许多做人的启示，也间接地揭示了此后社会思潮的变化。
文中的“裴令公”就是大名鼎鼎的裴楷，他曾官至中书令。裴楷与阮籍私交的深浅不得而知，但他不仅与王戎齐名，物论以为“裴楷清通，王戎简要”，还与王戎相互欣赏。他称“王安丰（戎）眼烂烂如岩下电”，王戎说“见裴令公精明朗然，笼盖人上，非凡识也。若死而可作，当与之同归”。他们显然是在相互抬轿，而不是在相互拆台。山涛也对裴楷赞不绝口，估计裴楷对山涛也评价很高。王戎和山涛都是竹林七贤中人，想必裴楷与阮籍也过从甚密。阮籍丧母后裴楷连忙前去吊唁，碰上阮籍刚喝醉酒，正披头散发在坐榻上伸足而坐，也没有哭，“箕踞”就是他坐的样子像簸箕，是一种随意傲慢的坐姿。见裴楷来，他从坐榻上下到地上来。裴楷倒是一进门就哭，吊唁礼毕就转身离去。有人不解地问裴楷说：“吊丧通行的礼节是，凡去吊丧要等主人哭后，客人才回礼而哭。阮籍既然没有哭，您干吗要先哭呢？”裴楷十分通达地说：“阮籍是世俗之外的人，所以不必尊崇礼制；我们是世俗中人，所以应该依礼节行事。”当时的人非常赞赏裴楷这种态度，认为裴楷和阮籍“两得其中”。所谓“两得其中”是指两个人都不过激，两个人都表现得很得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