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钱财的问题上，郗愔父子也大异其趣：其父郗愔大肆聚敛财货，家中存钱千万还不满足，而其子嘉宾对钱财的态度与父亲完全相反，他看不惯父亲守财奴似的聚敛财货。身为人子他必须每天清晨要到父亲那儿请安，依照郗家家法，子弟请安是不能入座的，有次请安郗超站着谈了很长时间，最后总算是谈到了钱财的事情上来。郗愔以为儿子是在打自己钱财的主意：“你不就是想要我的钱财吗？”他想满足一下儿子的欲望，于是便开库一天，让郗超任意地使用。郗愔起初以为儿子再怎么用，一天最多损失也不过几百万的样子，没想到郗超竟然把钱都送与亲戚、朋友和与自己有交情的人，一天时间就把父亲的所有积蓄散了个精光。郗愔听说后惊诧不已。
这里先得介绍一下文中两位主人公——“郗公”与“嘉宾”。“郗公”即郗愔，出生于晋代的名门望族，是晋太宰郗鉴的长子，书圣王羲之的内弟，官至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嘉宾”是郗愔之子郗超的字。郗愔既非将帅之才，也无识人之智，忠厚到愚憨的程度，往好处说是“渊靖纯素”，往坏处说是“暗于机宜”；其子郗超则以过人才智享一代盛誉，其气度与才华在士林中鹤立鸡群，当时人们就将他与谢安、王坦之并称：“大才盘盘谢家安，江东独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郗嘉宾。”郗超有雄才更有雄心，他是一代枭雄桓温最为倚重的谋士，可惜北伐时所献嘉谋“上则悉众趋邺，次则顿兵河济”，没有被桓温采纳而招致大败，败后他所出歪主意“废帝以立威”，桓温却又立即付诸行动。
郗愔小气、贪婪而又愚暗，谁看了这篇小品都会对他十分反感。他像守财奴似的爱钱如命，连儿子与他谈钱也引起他高度警觉，和他谈钱就被当成是向他要钱。他对什么事情都异常迟钝，唯独对钱特别敏感。家中已“有钱数千万”，他仍然还要“大聚敛”，吝啬和贪婪总是“结伴而行”——吝啬鬼必然贪婪，贪婪鬼往往吝啬。俗话说“知子莫若父”，可他这位父亲并不“认识”自己的儿子，儿子的“旷世气度”和“卓荦奇才”，超出了他那木头脑瓜的理解能力之外。他以为儿子和他谈到钱财，不过是“正当欲得吾钱耳”！乌鸦眼中的一切都是黑的，他误认为儿子和自己一样贪财。父子之间毕竟血浓于水，为了满足儿子的“贪心”，他“乃开库一日，令任意用”。他想儿子再怎么挥霍，一天最多也只会“损数百万许”。岂知儿子视金钱如粪土，一天就将他所有钱财全部分送给亲朋好友。儿子的所作所为大出他的意料，所以他听说后“惊怪不能已已”，可见这位父亲对儿子的为人与志向全无所知。
郗公大聚敛，有钱数千万，嘉宾意甚不同。常朝旦问讯，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语移时，遂及财货事。郗公曰：“汝正当欲得吾钱耳！”乃开库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谓损数百万许，嘉宾遂一日乞与亲友、周旋略尽。郗公闻之，惊怪不能已已。
——《世说新语·俭啬》
朋友，你是敬重郗愔呢？还是欣赏郗超？
郗超散尽父亲毕生的积蓄，在金钱上可谓慷慨大方；生前为父亲谋划免祸之策，还预谋身死之后止父哀痛之方，对父亲可谓极尽孝敬；交游士林而能鹤立鸡群，识人论人眼光锐利，政坛上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书法同样也能独立成家，作为名士可谓才智卓越。但他是桓温“废帝以立威”的策划者，是桓温篡晋最关键的谋士。郗超在“忠”上大节有亏，所以前面这些优点反而成了缺点。房玄龄在《晋书》本传中评他们父子说：“愔克负荷，超惭雅正。”这是说国有危难郗愔可承担重任，而郗超为人却有失“雅正”。冯梦龙的观点更有代表性：“人臣之义，则宁为愔之愚，勿为超之智。”清人秦笃辉在《平书》说得更加刻薄：“郗愔性吝而忠，郗超好施而奸，故君子不以一节论人。愔以多藏为利者也，超以卖国为利者也，多藏之利小，卖国之利大，如超者所谓小人喻于利。”郗愔的悭吝不过“以多藏为利”，而郗超的慷慨则是“以卖国为利”，比起卖国来说再如何聚敛也是“小利”，所以郗超才真正是“喻于利”的小人。
这篇小品处处以其父的聚敛吝啬，反衬其子的豪爽大度：对于父亲的“大聚敛”，其子“嘉宾意甚不同”；父亲责怪儿子“汝正当欲得吾钱耳”，其子却将钱财“乞与亲友、周旋略尽”，对父亲的“数千万”钱财毫无兴趣。行文至此，读者肯定会十分纳闷：这么小气颟顸的父亲，怎么会生出像郗超这么卓荦大度的儿子呢？至于读者的情感好恶就更不用说了，估计无人不讨厌其父而钦敬其子。
可是，《晋书》中的《郗愔传》和《郗超传》，史家对他们父子二人的“盖棺定论”，对郗愔是一片赞誉，对郗超却含讥带讽。郗愔于晋室尽忠，于父母至孝，父亲郗鉴逝世后他悲伤得几乎自毁，郗超英年早逝他悲痛欲绝，当得知儿子助桓温篡晋后立即转悲为恨。与忠孝这一人生大是大非相比，悭吝小气只算是枝节性的小毛病。从传统道德观念来看，郗愔在原则是非上可敬，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可恶。
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但郗愔与郗超父子的气质个性表明，“常言”不一定就是“常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