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是有心计之人，一路上精选了许多宝石珠玉、奇木，外加精选的坐骑，千里迢迢，不辞辛苦，带回长安。武帝见物甚是喜欢。张骞所带回来的奇木及粮食的种子，在中原及全国许多地方得到栽种，良马也得到繁殖。特别是这些良种逐渐与中原原有农作物、牲畜相杂交，很好地适应了中原等地的气候、水土条件，培育出了许多新良种。张骞带回的珠宝玉器，传来了西域的工艺思想，影响了中原地方的美术、音乐，西域的乐器也传到中原。另一方面，中原的丝绸、冶铁技术也传到西域，丝绸之路逐步开通。两千多年来，这些西域文化交融于中原文化，浇灌出欣欣向荣的中华文化。
王夫之的历史理论是深刻的，他讲到人们的社会生产和欲望要求，讲到社会组织结构演变，也讲到农民起义对社会历史变革的推动作用。可贵的是他还能从文化开放、融合会通的问题归纳历史发展的趋势。
公元前138年，西汉武帝时，张骞应朝廷招募率人出使西域，中途为匈奴人扣留，一扣十年，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逃出。到公元前119年，张骞带了大量的牛羊、金帛等财物再度出使西域。作为汉帝国使臣的他不辱使命，与西域诸国结盟交好，在历史上成为开放外交的典范。
王夫之在总结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时，特将张骞出使西域一事作为例证。他说，张骞为了迎合武帝的嗜好，从西域搞了许多珍奇宝马之类。西域的文化由此传入中原，促进了文化交流，推进了中原文化的发展进程。然而对张骞来说，这些文化的意义和影响，是他当初寻宝所始料未及的。
西域自然环境不同于中原。西域的宝石、玉器之类质地上乘，和田美玉名闻遐迩、苜蓿、核桃、葡萄、胡萝卜等则更是中原内地所没有的。西域自古多以畜牧为业，那里的马匹膘肥体壮，亦为中原所罕有。
张骞青史留名与汉武帝和当时的国家政策不无关系。出使西域结盟交好，本来是为了联合大月氏等西域国以夹击匈奴的需要，张骞对此是心领神会的，但这在客观上却促进了汉帝国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