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命题起源于对张载《西铭》篇的理解。
依气的聚散学说，人和万物都是气的凝聚，气中的理也都是相同的，那么，人和万物的理应该都是一样的。气中之理，在聚合为人或事物时，气是被分割开了，理是否也有个分割的问题呢？朱熹认为，不是的，理没有分割的问题。每个具体物中的理和气中那个普遍的理，是完全一样的，就像江河湖海所有水中的月亮和天上的月亮没有差别一样。
张载在《西铭》中根据人和万物都是气的聚合，从而认为，民众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朋友。程颐的弟子杨时因此认为，这里有墨子“兼爱”思想的嫌疑。程颐回答说，张载和墨子不同，张并不主张兼爱，这里只是“理一分殊”。即理是一个，比如都是忠孝仁义，但由于各人的地位不同，所以他们只能执行各自的职能，如作为臣子应当尽忠，作为儿子应当尽孝等等。朱熹一方面继承了程氏的这个主张，另一方面又将这个命题发展为一般和个别的普遍关系。
早在汉代，《淮南子》里就讲过，道，大可以包裹天地；小，可以握在手中。给了别人，自己也不减少。对于事物的存在形式、运动法则以及一切精神性的东西，都无法进行量的分割。比如可以有半个砖头，但没有半个长方形。每个砖头都有一个长方形，而所有砖头的长方形又都是一样的长方形。朱熹这样讲理一分殊，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每个事物既然是具体的，它们的存在形式、运动法则就不可能完全一样。朱熹也注意到，鸟儿不能游泳，鱼儿不会飞翔，桌子不能当砖头用，车子不能在水里行，各种药物性能也各自不同，如此等等。朱熹认为，它们各自的“理”不同，这是“分殊”；但这不同的理，又都是根源于一个理，所以是理一分殊。那么，同是一气，气中也只有一个理，由这一个理为什么能够分化出来不同的理呢？或者说，这不同的理根据又在何处呢？朱熹不能回答这些问题。
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来说，他们关注的中心，是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他们强调理就是一个理，也是要强调所有的人应该遵守同一的行为规范。并且由此上溯，企图从事物构成的质料上寻找社会规范的根据。这样的寻找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再用这样寻找的结果去解释事物存在和运动法则的多样性，自然也无法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