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把《正蒙·乾称》的首末两段抽出来，抄贴在东西学窗上，首段题为《订顽》，末段题为《砭愚》。《订顽》得到二程的赏识，改名为《西铭》，《砭愚》改名为《东铭》。这“两铭”是张载哲学观点的扼要概括。《西铭》一开头就说，天地是人的父母。天地之体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天地之性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本性。这包含着地主阶级人性论和封建道德观念的糟粕，得到历代唯心主义正统派的赞许。程颢曾评价说：“《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自孟子后盖未之见。”认为《西铭》的理论价值和孟子的著作同样重要。
张载年轻时很喜欢兵法，有经略四方之志，曾想结客取洮西之地.他21岁那年，眼看西北边陲遭受西夏侵扰，便上书谒见范仲淹，讨论边防问题，并要求投笔从戎。范仲淹当时是陕西招讨副使，见张载才志高远，便告诫他说：“读书人自然有诗书之乐，为什么要学兵法呢？”接着又勉励他好好学习《中庸》，以便日后经世致用。
他参加抗战的愿望虽然未能实现，但是仍然壮志不已，还撰写了一篇《边议》，表达自己的心志。他根据范仲淹的指点，刻苦地攻读《中庸》这本书，从中得益匪浅。可是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还不足，又进一步去探索佛学和老子的哲学。经过多年的研究，他觉得佛、老学说不能有助于世，因而又一反虚妄空谈之风，努力钻研《六经》，务求实实。他对《周易》研究得特别精深，在京师时，曾坐在铺设虎皮的椅子上讲解《周易》。前来听他讲学的人很多，围得水泄不通。后来，他的表侄程颢和程颐同他一同探究《周易》，砥砺学问，使他颇受启迪。第二天，张载的弟子像往常一样很早就来听课。他对弟子们说：“比见二程，方知他们深明《周易》的道理，我不如他们，你们可以拜他们为师。”于是，他撤了讲坛，停止讲授，专门同二程谈论道学的要旨。从此，他涣然自信地说：“我的‘道’足够了，何须从别处寻求？”他摒弃了其他学说，专心致志地研究起道学来，写下了《正蒙》这部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