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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范儿 作者:民国文林 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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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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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附近有许多以希腊字母做代表的兄弟会和姊妹会。后来有人约蒋梦麟到某兄弟会去作客,但是附带一个条件——蒋必须投票选举这个兄弟会的会员出任班主席和其他职员。蒋梦麟到那个兄弟会后,受到极为殷勤的招待。第二天举行投票时,为了维护中国人一诺千金的名誉,蒋自然照单圈选,同时心里高兴能在这次竞选中结交了好几位朋友。选举结束后不久,学校里举办营火会,蒋在火光烛照下邂逅其中一位曾经受他一票之赐的同学。但让他意外的是,这位同学竟视他若路人,选举前的那份亲热劲儿不知哪里去了。从此以后,蒋梦麟再也不再拿选票交换招待,同时在学校选举中,也没有再投票。

船到旧金山,一位港口医生上船来检查健康,对中国学生的眼睛检查特别仔细,惟恐有人患砂眼。蒋梦麟上岸的第一个印象便是移民局官员和警察所反映的国家权力。而在中国时,天高皇帝远,一向很少感受国家权力的拘束。蒋梦麟顿时觉得,美国虽是个共和政体的国家,但美国人民似乎比君主专制的中国人民更少个人自由,这使他莫名其妙。

蒋梦麟赴美留学,搭乘的是一艘宽大豪华的轮船。船上最使他惊奇的事是跳舞,他初次看到男女相偎相依,婆娑起舞的情形,觉得非常不顺眼。旁观了几次之后,才慢慢开始欣赏跳舞的优美。

晚年,蒋梦麟准备写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以梁启超、蔡元培、吴稚晖、胡适的思想作为全书的骨干。可惜,他仅仅写完吴稚晖的部分,便离开了人世。同样,他的《新潮》也只完成了一小部分。

蒋梦麟与哥哥坐船回乡,小贩提了香蕉、苹果和梨上船兜售。哥哥要买有些腐败的水果,因为比较便宜。蒋梦麟忙阻止:“不行,买水果的钱固然省了,看医生的钱却多了。”哥哥哈哈大笑道:“我吃烂梨子、烂苹果已经好几年了,烂的味道反而好。我从来没有吃出过毛病。”他随手捡起一个又大又红,然而烂了一部分的苹果,咬掉烂的部分,其余的全部落肚。蒋梦麟耸耸肩膀,哥哥仰天大笑。

进入南洋公学后,蒋梦麟每当发现对某些问题的中西见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时,总有难以形容的喜悦。当发现歧见时,就加以研究,设法找出其中的原因。不知不觉中,他做了一项东西道德行为标准的比较研究。从此以后,他对于如何立身处世开始有了比较肯定、比较确切、也比较自信的见解。

在美国时,蒋梦麟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美国的东西。学成归国后,他又开始用美国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东西。他说,他“有时更可能用一种混合的尺度,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尺度,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

在美国留学的9年里,蒋梦麟深刻体会到:“对本国文化的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

杜威、胡适和蒋梦麟三人曾到北平西山游玩,他们无意中看到一只屎壳郎推着一个小小的泥团上山坡。它先用前腿来推,然后又用后腿,接着又改用边腿。泥团一点一点往上滚,快到上面时忽然滚回原地,屎壳郎则紧攀在泥团上翻滚下坡。它又从头做起,重新推着泥团上坡,结果仍遭遇挫败。它一次接一次地尝试,但是一次接一次地失败。胡适和蒋都说,它的恒心毅力实在可佩。杜威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实在可怜。

初到美国,蒋梦麟就读于位于伯克利的加利弗尼亚大学。该校校园的赛色门上有许多栩栩如生的男性祼体雕像,引起许多女学生家长的抗议。一位伦理学教授说:“让女学生们多看一些男人的裸体像,可以纠正她们忸怩作态的习惯。”图书馆阅览室里也有希腊女神的裸体塑像,男学生的家长却从未批评过。蒋梦麟初次看到这些雕塑,心里非常疑惑,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当局竟把这些‘猥亵’的东西摆在智慧的源泉”。后来,他猜想,学校大概是要灌输“完美的思想寓于完美的身体”的观念。

七十五岁时,蒋梦麟对表侄宋越伦说,他一生看书研究多而写作少,但在治学方面,也有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土地改革构想,虽然最初受了汤因比的启发,但根基却完全是孔孟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所以,他准备再为农复会工作五年,到八十岁时,专事写作,将他一生的思想体系记录下来。然而,他还没有等到八十岁,即因肝癌病逝。

从美国留学归国后,蒋梦麟对黄包车夫很是同情,觉得他们为十几个铜板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尤其在夏天,烈日炙灼着他们的背脊,更是惨不忍睹。他的美国尺度告诉他这太不人道。有时见到一些野兽似的外国人,拿黄包车夫当狗一样踢骂,蒋梦麟更是热血沸腾,很想上去打抱不平,也去踢几下这些衣冠禽兽。但是一想到支持他们的治外法权时,他只好压抑了满腔愤怒,用“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古训来提醒自己。于是,他的美国尺度又讥笑他是“懦夫!”他的中国尺度则劝慰他要“忍耐”。中国尺度让他觉得大家还是少坐黄包车,多乘公共汽车和电车,但如果这样,这些可怜的黄包车夫又将何以为生?回到乡下种田吗?不可能,他们本来就是农村的剩余劳力。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身强力壮的去当强盗,身体弱的去当小偷,身体更弱的去当乞丐。那么怎么办?还是让他们拖黄包车罢!兜了半天圈子,蒋梦麟发现自己的思考结果还是回到了老地方。

晚年,蒋梦麟回忆北大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时,曾谦虚地说:“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同时常听他们的谈论。古语所谓‘家近通衢,不问而多知’。我在大学多年,虽对各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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