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回忆辜鸿铭：“灰白色的辫发，白色的褂子，鼻的尺寸很短，面孔看去像是大的蝙蝠。先生和我谈话时，桌上摆着几张草稿纸，一边手执了铅笔写字，一边口若悬河地说英国语。”说到高兴处，辜鸿铭“意气愈昂，眼愈如炬，脸孔愈像蝙蝠”。
梁实秋描述辜鸿铭：“先生喜征逐之乐，故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粲然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
留日学生尤光先回忆，1927年夏，他在日本东京帝大见到了辜鸿铭。当时辜已经是鬓发斑白的71岁老人，“矮矮的身材，拖着一条长长的发辫，穿着清末民初最流行的半截衫（半截衫是为穿着方便而设计的单衫，上截节是白布，下半节是沙罗，夏天多汗，上半身容易脏，白布可以随时拆洗，而不影响下半节的沙罗）”，但“辜先生所穿的半节衫，上下节都不见得怎样干净”。“他虽然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但说话时，不仅声音洪亮，并且手舞足蹈，兴致勃勃，绝没有丝毫衰颓的现象”。
周作人回忆，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着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弗兰西斯·波里回忆辜鸿铭：“这个小老头，像禁欲者一样瘦削，但面孔很有神采，直着脖子，身体微微前倾，颧骨突起，宽宽的额头下闪烁着两只带笑意的大眼睛。他穿着中国长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辜氏口若悬河，我几乎插不上话。其实，这只是一场长长的独白，令我毕生难忘，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执著、如此固执地坚持己见、坚持确定信念的人。”
王森然还写道：“先生性虽和蔼，但一触其怒，则勃然大发，无论何人，不能遏止，必骂个痛快，才能平息。先生喜叉麻雀，但不高明，每战必北。日居谈喜诙谐，叨叨不绝，信难捧腹。衣冠极奇特，常穿蓝布长衫，戴红顶瓜皮小帽，留长辫一条。民国初年至北大上课时，行必坐轿，衣龙补长袍，足厚底朝鞋，头戴花翎顶，其辫亸亸，提水烟袋而登讲坛。”
这时，正好一位研究拉丁文的教授伊藤慕名前来拜见辜鸿铭，他进门先向辜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接着说日本人初见面时那套郑重而客气的见面语。辜不等他说完，直接告诉他：“我只能说中国话英国话，日本话还是不懂。”（其实他的日语说的很好。）伊藤教授听罢，满脸通红，很费力地用英语答道：“抱歉得很，中国话我没有研究过，英语也不过会读会写，至于说话，那就很费力了。”于是他们拿起纸笔，用英语日语，夹杂着拉丁语交谈起来。因相谈甚欢，当日下午，二人又在伊藤家中，倾谈半日。
毛姆这样描述辜鸿铭：“他是一个老人，身材高，有一条炭色的细辫子，明亮的大眼，眼睑下有很重的眼袋。他的牙已残缺而且变色。他过度地瘦，手优美而小，干枯得像鸟爪。曾有人告诉我他吸食鸦片。他穿着一件黑长衫，戴着一顶小黑帽，都破旧不堪了，穿一条深灰色的裤子束在足踝上。”
王森然描述辜鸿铭：“袍作枣红色，衬以无领铜钮，肥大马褂一袭，下着杏黄套裤，脚着挖心式‘夫子履’，青云遮头，鼻架花镜。每谈国事，则曰：‘你们中华民国！’盖先生发辫长垂，小帽红结，大如小儿拳，迄其天年，从未忘情于清室。”
辜鸿铭任黄浦浚治局督办时，其“胡须挂珠”的逸事便流传甚广。辜的马来亚同乡伍连德回忆，辜鸿铭嘴唇上盖着两撇下垂的胡子，每逢喝汤，总是受到妨碍。
